评论：体制掩盖下的“感情”问题

　　作者：刘以宾

　　一个张保庆感情再炽热，温度毕竟有限，假如我们这个社会能拥有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更多的“张保庆”，炽热所聚集起来的温度，将足以融化许多体制的弊端。

　　《中国青年报》报道：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把教育基金会的壮大当成一项新的事

　　无论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收费问题长达45分钟，还是著名的几次落泪，都验证了中国教育电视台艺术总监、ＣＣＴＶ西部教育节目总编导于禾的评价：“不只是助学贷款，保庆部长做事情总是带着感情在做。”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等人一起，张保庆曾被媒体并称为中国为数极少的“个性高官”，而他的“个性”显得尤为鲜明和强烈。

　　按说，谁都会有一点“个性”，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往往被某种东西层层包裹。而张保庆则不然：由于他的感情太炽热、太浓烈，尽管“包裹”厚实且约束力强大，仍不足以包得住他极度膨胀的情感，时不时便会释放出来，并由此构成一种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较为独特的“张保庆现象”。

　　一谈到事关民生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三座大山”（房地产、医疗、教育），包括主管部门领导在内的多数人首先都会将此归咎于体制，这似乎已成连公众都不得不认同的思维定势。通过对“张保庆现象”稍加解读便不难看出：“体制决定论”不仅片面，而且有相当的误导作用。张保庆本是已卸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尽管在任所形成的社会形象、人脉关系决定了他非同一般百姓，但若按照“体制决定论”思维，他实质上已属无权之人乃至“体制外”之人，不可能再有什么像样的作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的所为，其意义不仅在于资助了多少个贫困学生，更重要的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有感情、有追求，只要心底无私，无论在体制弊端内部还是外部，都可以“事在人为”和有所作为。甚至可以说，这种作为能对体制的完善发挥重要而深远的推动、催化作用。极而言之，假如多数官员都具有像张保庆这样的感情，即使现行体制不做丝毫改变，很多事情也会办得好许多，我们这个社会也会和谐许多。一个张保庆感情再炽热，温度毕竟有限，假如我们这个社会能拥有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更多的“张保庆”，炽热所聚集起来的温度，将足以融化许多体制的弊端。

　　面对低收入人群在住房问题上的窘迫和无奈，面对大批无钱就医的病人和失学的贫困生，相信多数官员尤其是肩负直接责任的官员一般均具有一定的同情感、痛心感、紧迫感。然而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少数官员对于人民的疾苦已变得相当冷漠和麻木。陕西华阴5906万救灾款长期闲置，与其说是体制问题，倒不如说是感情问题。进一步说，无论是“三座大山”还是别的长期存在的民生问题，其形成的确源于这样那样的体制弊端。而某些官员不是没血性、没“感情”，而是把“感情”倾注在了与民生利益相悖的方面，因此通过另一个方向的“事在人为”，大大加重了百姓的沉重感、痛苦感。

　　对官员的考核几乎就像一个筐，不断有新的内容往里边装。什么时候也能把对人民的感情纳入官员考核体系？虽然它很不好“量化”，但却也是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着的东西。只要赋予百姓一定的“主体”资格，请他们为官员的这方面客观地打打分，还是能够做到的。

　　来源：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