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焦虑表明教育体制已临改革关口

　　南方论坛·之一

　　本报评论员

　　今天，当我们反思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时候，理应对照当前教育体制弊端，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教育理念，寻求制度

　　在11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三个问题，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表达了自己的焦虑。这三个问题依次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

　　三个问题一环扣一环，但核心问题就是杰出人才培养问题。钱学森老人去年曾告诉前去探望他的温总理:“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总理认为，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以此观之，中国亦无一所高校有可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体制。

　　在浩浩荡荡两千多所中国高等学府中，居然连一家可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大学也不曾有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从高等教育体制上及至从整个教育思路上去探索得失了。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味回避教育体制不完善和亟待改革的现实，而仅仅从引进教学人才、更新教材等角度去触摸教育冰山之一角，那中国高等教育最后发展的结果，依然难免停留在一个“只有量变却无质变”的旧时代，于是乎，那些所谓的教育改革看似热热闹闹，实则泡沫横生。

　　一位参加座谈会的某大学前校长表示，培养人才的关键在教师，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应设立海外著名学者引进计划，引进国外一流大学正教授和终身教授。此项建议的言外之意，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建议颇好，却未触及到高等教育的根本之痛。这些年来，国内一些知名大学引进的海外著名学者也算是风起云涌了，但当前高等教育难出创新型人才的教育风貌发生了多大改变吗？

　　我们向世界领先大学学习，不是把对方的大师级教授拉将过来就了事。如果没有一套激励人创新的教育体制，没有一套符合教育常识的管理体制，靠引进几个大牌教授就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教育风貌，想法固然美妙，眼界未免狭隘。中国高等教育当下的危机不是来自于表面，而是来自于教育体制。以聪颖度来讲，中国人并不让于外国人，除去两千余年的历史不表，即使在现当代，亦有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等人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只是可惜，这些华人科学大师竟无一人是由内地大学培养出来的。温家宝总理的焦虑之处，其问题所指，不应是浮在表面的原因，而需引起对教育问题淤积之本质的深思。

　　比起大学需要引进大师而言，更加迫切地需引进的当是教育家。中国从来不缺乏校长，尤其是附带有副部级、厅级等行政级别的校长，但缺乏的是教育家。我们有很多科学家担任了一些内地知名大学的校长，然而科学家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等于同样可以在教育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科技工程与教育，本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业，从科学家转型为教育家，难度跨越之大，并非常人可以企及。倘若科学家未能成功转型为现代教育家，即使校长皆院士，那他的历史地位也仅仅归属于他在科学领域作出的成就，而绝不是高等教育领域。

　　对教育家的渴求，实际上就是对当下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唤。教育家的使命就在于建立和发展现代大学制度，实践并升华现代大学精神。回顾现代中国最具盛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八十余年前的成功，就在于利用各种条件完成对北京大学的现代性改造，形成“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基本理念和“教授治校”等大学传统。今天，当我们反思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时候，理应对照当前教育体制弊端，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教育理念，寻求制度资源和教育家群体的崛起，并以此实现教育体制的突破性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