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立案门槛越低 司法正义越近

　　今日之中国，法治国目标的确立，权利意识的日益勃兴促使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救济。然而急剧增长的诉讼所托付给的那支司法队伍，却正处于职业化、精英化与同质化的行进之中。法官们在道德上、在业务上良莠不齐，相应带来的司法沉疴也不断为民众所诟病，成为转型期影响稳定与和谐的一大诱因。

　　司法存在的问题固然千头万绪，但位于诉讼一头一尾的“立案难”与“执行难”，

　　说到“立案难”，人们大抵会想到那句流传甚广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当然，这样的民谚反映的恰恰是当时社会寻讼论诉的潜规则，大抵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托人”。而在显规则上，历朝历代多有“直诉”的制度设计，至少在理论上，民众要申冤告状，只需抄起家伙往矗立于衙门口的“登堂鼓”上一阵猛敲即可。反观今日之法院的高楼外，“登堂鼓”早已换成了石狮加法警，听闻鼓声即时升堂的传统也为立案审查所取代，对于大多数民事案件的原告人而言，一笔不菲的诉讼费还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好在“立案难”的司法沉疴并未被掩盖，亦未被遗忘。多年来，法律界一些有识之士献计献策，努力寻求解决之道。由人民大学法学院江伟教授主持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日前进行了第四稿论证。这个“建议稿”在破解《立案难》上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改革方向——即以新的“立案登记制”替换原有的“立案审查制”。“立案登记”意味着法院对于原告的诉状，不必再进行审查，而应先履行受理程序。

　　对公民的告诉不设防，是由法院的性质决定的。法治国家将法院设计为最重要和最终的纠纷解决场所，除专属立法、国防、外交、行政等国家行为外，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争议法院均应有权受理和处置。尤其是随着司法现代化的加速，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已少有司法不能企及的领域。垂范久远的《拿破仑民法典》(即现仍生效的《法国民法典》)第4条就有明确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这一条款所确立的原则已经成为西方法治国家的司法常识。

　　作为一个以“法治”目标且正在努力朝这一方向行进的国家，我们的司法机关必须负司法行为之义务，我们当然无法漠视或背离这一公认的常识。法治的实现，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便在于保障民众更便捷地接近司法。司法系为(公)民而存在，非为诉讼或为国家而存在。健全司法制度，实现定分止争是国家法上的义务所应然。司法越让人亲近，正义就离人们越近。在此意义上，立法理应广开通向司法的途径，并开启司法之门，使民众更容易接近司法官，获得适时适当的司法保护。为了保障民众利用司法的权利，就应不断充实、健全各项制度，以尽可能减少人民走向司法的负担、困难或障碍。这种努力既是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需要，也是巩固民主法治基础及促进社会福祉的要求。

　　当然，仅有“立案审查”是远远不够的，健全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以缩小这部分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或应对诉讼的能力上的差距；限制法院收取过高的诉讼费用，避免给民众以利益司法的嫌疑；完善控告人、举报人或申诉人的保护机制，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等等，均应是未来的立法及修法中应予努力完善的。

　　十余年来，在倡议修法的有识之士的梦圆与梦碎之间，司法改革停停走走，正义也在众多的不确定因素里忽远忽近。一个相对完善并能被依循的《民事诉讼法》因此格外被期待。一个学者的修法建议稿，数次被媒体聚焦并引发讨论，本身代表着学界与民众向立法机关释放的一种声音，想来一个以民为本的立法机关，是会珍惜并将以最大的努力来善待这一弥足珍贵的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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