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真实的先贤

　　如今在世的徐悲鸿的亲人和学生，大都年逾古稀，“抢救”刻不容缓。在那些发自肺腑的讲述面前，我用心地倾听。每一个讲述者的记忆中都保存着一个徐悲鸿。我只是一个

　　长达两个年头，我的生命与徐悲鸿的生命逐渐贴近。随着采访的深入，线索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线索，我都不放过。一幅画、一首诗、一处景、一段已经逝去的往事、一个与他有关的人物，都可以牵动一段情愫，展开一幕逝去的画卷。

　　徐悲鸿生于十九世纪末，而我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在国内外的深入追寻，给我一种跨越地域、纵横往昔的大感觉，审视与发掘徐悲鸿也有了历史视角。原先模糊的文字资料与一些片断的回忆，寻访之中越来越清晰。似乎徐悲鸿刚转身而去，我们这些后来人就赶到了，与他展开心灵对话。

　　还记得，我们一大早抵达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随即驱车直奔塞纳河畔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那是徐悲鸿曾就读的法国美术名校。8点多开始采访，档案馆、图书馆、老教室、艺术长廊、校园雕塑、大厅壁画……直到晚间10点了，天色居然还没有黑。我们忙得不停，头昏脑涨，经翻译提醒，才想起当时已是中国凌晨4点钟了，难怪这么疲惫。不过，盘点现场发掘的新内容，苦与累都值啊。旅法画家彭万墀先生，看着我与同事满头是汗，跑前跑后，非常吃惊地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一杯茶、一支烟。你们干活卖力，这么讲效率！”

　　我们的印度之行，许多经历险象环生。

　　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做访问学者，画出《愚公移山》等鸿篇巨作。我在着力找寻老照片背后的往事。赶到加尔各答时，离印度国际大学所在的圣地尼克坦（和平乡）还有三百多公里路程，而次日下午我们要离开加尔各答，只有连夜赶路才能将采访完成。当地华人朋友劝我们三思。因为社会治安不佳，出加尔各答之后会有一长段偏僻之地，路两旁都是树丛，几乎没有人烟。

　　说服了这位华人朋友，我们一行人冒着危险星夜上路，半夜到达圣地尼克坦。住进一个蚊虫飞舞的小旅店，窗户居然不装玻璃。早上睁开眼睛，只见墙上竟爬着一只蜥蜴！

　　次日上午七点，印度国际大学敲钟上课，我们赶去采访，从中国学院到泰戈尔纪念馆，再到校长办公室，感受着徐悲鸿当年在印度的情景。那时印度燠热异常，这所大学除了校长室，其他地方一概不装空调，我们衣衫被汗水湿透，几乎没干过。这就是徐悲鸿留下足迹的红土地。

　　徐悲鸿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他与生俱来的天分与勤奋刻苦外，许多大师与风云人物，都给徐悲鸿予帮助与影响，并与之交相辉映。至于当年极左思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徐悲鸿有成见的人，我也作了真实记录。而秉笔直书，让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局限，也更珍惜如今开明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

　　描述徐悲鸿一生，不能回避一个话题，那就是他的婚姻与恋情。幸运的是，我不仅从历经风雨的廖静文口中，听到了徐悲鸿与她本人的情感故事，而且听到她对蒋碧微与孙多慈平静而客观的评价。后来采访时，我在无意中遇到蒋碧微与孙多慈在台湾的学生与故旧，得知了她们离开大陆后的最后归宿。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固然是私人化的领地，但是描述徐悲鸿，不能不触及，以便让后人能立体地了解徐悲鸿。本着不回避、不猎奇、不渲染、不伤害的原则，还原真相，成为我的叙述主旨。

　　这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封面书名“吞吐大荒”集自徐悲鸿生前撰写的书法条幅，封底印章“吞吐大荒”亦出自徐悲鸿之手。欣赏徐悲鸿书法篆刻艺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人生的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