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作为”也要追究责任

　　最近有两条新闻引起笔者的注意。一条是，11月16日和17日，4名福寿螺患者将北京市卫生局诉至法院，称其在接获疫情信息报告后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未及时组织力量进行立案调查、采取必要控制措施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其不及时履行应急处理职责的行为违法。另一条是，19岁的兰州农村青年白荣晖，罹患重病无钱医治，其父于7月17日给甘肃庆阳市市长写了封求救信，但却没有结果。8月3日，白荣晖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事后查知，这封已经由市长作出批示的救命信，竟然在市委办公室“搁置”了20天。

　　两条新闻，内容虽不同，反映的问题却有相似之处。近些年来，随着行政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各方面监督力量的增强，政府部门不作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遏制，但不少机关反应迟钝，做事拖拉，决策出台慢的官僚作风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作为”现象虽日趋减少，“慢作为”现象却日益突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似乎已经对其习以为常，要不是被告上法庭或闹出人命，相信这类现象也不会引起太大关注。

　　在笔者看来，“慢作为”相对于“不作为”，危害更大，也更值得警惕。相信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总要在几个部门之间往返几个来回才能办妥。为解决群众办事难而成立的一站式行政服务大厅，在有些地方只是一个“传达室”，“只挂号，不看病”现象突出。而对企业来说，政府机关的“慢作为”会直接增大其管理成本，不久前世界银行公布了中国投资环境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杭州，企业每年只需八天的时间和政府接触，而排名靠后的20多个城市，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将近三个月，对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可想而知。

　　政府部门之所以“慢作为”，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快不了”，不少部门职能交叉，繁文缛节多，办事手续繁琐，效率当然快不起来。二是“不愿快”，少数部门把手中的权力看作寻租的资本，以“慢作为”谋一己之私利。若想快点审批，快点盖章，少不得上上下下的“打点”。三是“不用快”，“慢作为”出了问题，大家忙于“救火”，事后的追查常常不了了之。像此次救命信搁置一事，处理结果也不过是个别人调离工作岗位。既然可以不用或很少为自己的“慢作为”负责，改进的动力不足，行政效率自然也就难以提高。

　　那么，如何让相关部门的反应不再迟钝，真正把公众的利益放在心上？除了在政府内部摒除官僚作风，树立服务意识，提高决策效率，建立追查制度之外，还需要更多敢于为自己的权利“较真”的公众。如果多一些人盯着不及时履行职责的部门不放，相信政府机关的“慢作为”会得到较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