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头沟农村法援“一心多用”

　　国庆黄金周刚结束，二十出头的小明就愤怒地冲进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师文辉的办公室。

　　小明是一名陕西籍农民工，在门头沟的某砖厂干活。他说：“一个多月前，我姐夫的孩子病了要进医院，我就跟老板借了4000块钱，还打了借条。老板揣着钱和我们一起去的医院，给孩子看病只花了1600，回到厂里，我一忙也忘了改借条。现在，我想拿了工资不干

　　来到法律援助中心之前，小明已经连连碰壁，原因只有一个，他四处咨询想打官司，但得到的答复都是，这个案子很难胜诉。

　　“即便你说的话全部是事实，但打官司要的是证据。借条是你打的，从法律上讲，你就是借了这么多钱，我要是法官，也判不了你赢啊！”听到师文辉这样的答复，小明一下懵了，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要倒贴300，小明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一心要和老板拼命。

　　诉前调解：“三先三后”化纠纷

　　截至目前，门头沟区法律援助中心立案受理了三十多个类似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涉及农民工的。“事实上，确实不是每一个农民工的利益都能够被法律所保护的”，师文辉说，“他们文化水平有限，遇事之前缺乏法律意识，借钱不打欠条，打工不签合同，都是常有的事！一旦出了问题，拿什么证明你在干活儿？干了多长时间的活儿？证明不了，就没有胜诉的可能！”

　　早在今年年初，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就提出，帮农民工讨要工资是法律援助的首要任务。

　　在门头沟区法律援助中心，90%的农民工讨工资纠纷都是通过诉前调解的；并且，对于涉及农民工的案件，实行“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受理后审查、先调解后起诉、先办好案件后协助执行。师文辉解释，调解比起诉的成本小得多，尤其适用于弱势一方缺乏证据的情况，因为缺证据就意味着上了法庭也要不来钱啊！而我们在调解的过程中，运用的不仅仅是法律，我们针对两方的一些心理特点和我们自身的办案经验使双方都作出一些让步，尽可能地让弱势一方的损失最少。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调解的案件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执行，对解决问题而言这也是最直接的效果。

　　心理诊所：用情用理解心结

　　师文辉说，像小明这件案子，我们也做了调解，但最后拿到的钱肯定没有小明最初预期的那么多，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小明最终能不能心服？他能不能想得通这个问题？

　　师文辉告诉记者，农民工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有心理问题。不少农民工对于在事前出现的就业风险、遇到的社会问题不能正确地预见和面对，一旦得不到及时引导和调适，往往心理失衡，常出现语言过激、行为过激、上访闹事甚至违法犯罪的现象。为此，门头沟法律援助中心专门建立了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心理诊室”，对于调解失败或者调解虽达成一致但仍不能真正心服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疏导，帮助农民工解开心中的结。

　　诊室分为“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普通门诊”主要解决日常接待咨询中遇到的农民工一般的心理调适问题，由中心专门选派一名公职律师负责；“专家门诊”主要解决在日常接待咨询中无法解决的、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农民工心理调适问题，以及可能引起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农民工心理调适问题，由中心邀请的心理咨询方面的专家及具有多年法律工作经验的资深律师负责。除此之外，农民工还可以根据需要预约“专家门诊”。

　　据统计，农民工心理诊室自开设以来，为一百余名农民工进行了心理调适，有效防止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流动法援：贴身律师村村走

　　位于北京西郊的门头沟区，常住人口24万，全区9个镇117个村，其中98.5%都是山区。

　　师文辉介绍，全区117个行政村的辖区内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只有3个村聘请了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请律师难、请律师贵、请律师远，在农村成了突出问题，农民申请法律援助也更加困难。近几年，全区有近半数的群众上访事件都发生在农村。如果不是主动了解，基层的很多情况都不知道，最后很有可能留存隐患。现在，法律援助中心实行一项制度，“一是我们下去，二是让村民通过村委会或当地的司法所进行预约再汇总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有针对性地走访。”

　　目前，在全区15个市级或区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斋堂镇所属的29个行政村，都能够享受到门头沟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免费流动法律服务。从法律援助的范围上，也尽量降低门槛，包括为农村、农民审查起草合同，为农村基层组织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参与解决农村重大矛盾纠纷以及其他涉及农民的法律援助案件。“现在，我们做到每个村都有两名律师定期下去两次、及时解决问题，让每个村民都有贴身律师。”师文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