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运作成本看立法的选择

　　如何选择立法是法制的关键，也是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法律的一种途径。崇尚法制的人或许觉得，健全的法律可以使社会更好地运作，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样，努力完善已有法律和建立新的法律法规成为立法者的惟一目标。当然，法律对社会的规范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便是法制的成本问题。我们知道，法律与道德同属制度范畴，法律因设计而生，道德则自然造就，法律属于外在制度，而道德属于内在制度。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被认作一种用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

　　微观上，企业、组织和个人作为社会的不同主体，他们部分地承担着法律运作的成本。事实上，这一成本在分担到每一个社会主体时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的原因。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法律运作的成本则会损害社会福利，会造成较高的社会成本，这是立法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法律往往被完全包含在道德范围内。法律与道德的一个区别是：道德的运作几乎不需要成本，因为道德是人们对已有行为的筛选结果，是对每一个成员都有利的；而法律的运作则成本高昂，需要强制力来维护，即使这种维护在很多时候只是震慑性的。这就给我们的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即我们在何种情况下选择法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武器，而又在何种情况下选择道德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把现有的道德完全地转化为法律呢？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当然，这不可能，也没有人努力这么做，因为法律运作的成本太高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立法，如何在道德范围内选择需要转变为法律的道德条文，这是选择立法的关键。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实现社会经济最优，还是实现法律的完全排他性。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前者，那么立法选择的一个依据便是法律运作成本与该项法律运作所节约的机会和冒险主义行为造成的损失比较，而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一比较则可以描述为道德与法律的均衡。然而，在实际的立法实践中，追求法律的完全排他性往往成为立法的目标之一，因为社会成本的节约并不会给立法者带来直接或可观察的收益，相反，一项新的立法不管在经济上是否有效都会给司法者带来权利，这将成为立法的一个动力。如果我们的立法程序遵循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发现现行法律的不足之处，提出修改或立法议案，然后由立法机关讨论通过这样一个规律的话，立法将难免会出现那种排他性最优的选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立法选择的问题呢？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立法的社会经济最优目标的依据问题，即如何确定立法的经济性；二是立法选择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促使立法者选择社会经济最优的立法，这两点是立法选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