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学”与“女教”的混杂

　　女性观察

　　王宏维

　　以流行的学术话语说，女性主义是“异质性”的。因为在这一“主义”之中，其实包裹着种种不同的诉求、观念及理论，相互间可谓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从近代开始的

　　在上千年的中国父权制封建社会里，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形成了只有“女教”而无“女学”的局面。“女教”顺从“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封建等级秩序，以“三从四德”教导约束女性，将她们规训为适于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所以，“女教”就是封建礼教的一部分，也是与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相一致的，这应毫无疑问。在“男正位外乎，女正位内乎，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周易·家人之卦》)的价值取向引导下，“女教”将女性限制在传统家庭角色之内，起了“抑阴扶阳”的作用。对于广大妇女，“女教”实质上是对她们平等教育权和发展权的剥夺。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浪潮到来的“女学”，一方面冲击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制度、旧观念，另一方面也夹杂着些许父权制对女性的压制，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学”在创办过程中，表现出对当时某些社会心态的迎合，以及在固守中华文化主体与仿照西学之间的矛盾。在“女学”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上，表现为仍遵循“女教”线路、或混入不少“女教”的成分。维新派人士曾对此十分顾虑，认为女子学堂课程陈旧，亟须革新，应“择读新学有用之书”。为此，还把编写适合“女学”的教材称为“急务”。然而，对处于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维新人士来说，更要紧的“急务”显然是政治与革命方面的，编写“女学”教材的计划终成泡影。结果，一些女子学校中文课仍沿用《女孝经》、《女四书》之类，再加上一些唐诗、古文。

　　同时，“女学”的管理也相当陈旧。将学生按照“淑女”加以塑造，以便日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正是不少“女学”的一个重要办学指向。1891年，在上海英租界三马路又开办了著名的中西女塾(后改为中西女中)，社会舆论更称这所女学堂是以“培养上等人家的太太”为目标的。和宝盖山女塾相比，学校章程规定自带的“白巾”增多至六方，以便“随时更换”。而当时送女孩入学的人家，除部分是在新潮思想影响下、追求和实现妇女独立解放的，还有的包含着一些“投资”理念和“门第”观念，即就读中西女塾被当作是具有地位的显示，家长希望女儿经过“女学”的调教提升，能够知书达礼、内慧外秀，在取得“上等人”身份的同时，也增加钓取“金龟婿”的筹码。

　　这些，与郑观应、梁启超等社会有识之士当初大力倡导“兴女学”的维新宗旨和理想目标是存在相当差距的。然而，不论曾经如何混杂，借助于中外女子学堂创办的小小热潮，女孩子们毕竟可堂堂正正入校学习了，虽相对当时中国广大妇女来说，仅仅只是一个极小的比例。事实上，在就读女子学堂的学生之中，有些确实走上了“做不了大官，就做大官的太太”的人生之路。特别是一些有教会背景的女子学堂，大都禀承“中西并重，不宜偏枯”的办学宗旨，从入学开始便实行中、英文双语教学，女学生们在文化科学知识和开明思想的熏陶之下，不少人成长为一代独立、自主、开放的新女性，其中不乏杰出的社会历史人物。如对当代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宋氏三姐妹、旷世才女张爱玲等人，就都曾就读过中西女塾。

　　颇具意味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现今各地又有一些“女子学堂”、“女子学校”再起，有的好像还在走“女学”与“女教”混杂的老线路，只是课程有所变化，加上了“女子形象设计”、“礼仪训练”等等，注重女性气质与专长的培养。对于社会心态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迎合。在高考和就业竞争的压力之下，盼女成凤的家长们既希望女孩子能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希望她们在女子学堂的调教下，拥有女性的高雅气质和某些专长，以从容应对未来。有些家长更企盼的是，那个会插花、会织毛线、会打扮收拾自己的女孩能有个好出路——有机会嫁一个“有事业”的好老公，这就可免去宝贝千金自个花费几十年辛苦打拼事业了。至于借“钻石女子学堂”为名，扬言目的就是使女性经培训具备嫁入豪门的素质，以适合于给“钻石王老五”为妻，并收取三至五万元的高额学费，似已是混入夸大、虚妄之辞的发财招术了，早与办“女学”的初衷相去甚远。

　　可见，“女性主义”之中也林林总总，乃一大千世界。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