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建金融中心不等于建高楼大厦

　　经济人之叶檀专栏

　　11月27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将上海定位于“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之一”。作为中国最具有金融传

　　也许是为了表示决心，上海此次规划首次量化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数字标准。如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国内融资总额的比重达到25％左右；交易总额达到80万亿元左右；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占全国总额比重达到10％左右，等等。

　　对金融中心的理解直接与市场的理解有关，否则，量化的指标不仅难以换回中心地位，更有可能异化为又一轮各地以竞次规则争相引进国际500强大企业的翻版。这已有端倪可寻。有金融中心宏图大志的岂止上海一地？我们已经看到天津、大连、深圳等地雄壮的金融中心口号，上海周边城市如杭州、南京、合肥也都提出要吸引中外资金融机构总部的构想，并推出了一系列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而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也称，要在杭州、重庆、武汉等地试点综合配套改革，内容就包括金融业。难道在制造业之外，我们要看到又一轮由政府主导的金融行业的资源集中配置的销魂过程？对于金融中心至关重要的金融介质作用遭遇不该有的漠视，实在让人为金融中心的前景担忧。

　　经济学家张军曾对“金融中心”一词提出疑义:“金融中心这个词本来是没有的。因为后来这个世界上演化出了几个金融活动密集的大都市，人们才去用‘金融中心’来定义它们。”简言之，所谓金融中心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资金集聚地与流通地，正如15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荷兰。当商人们会聚到一起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枢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也如同美国最初的投资者站立在华尔街的大榕树下进行股票买卖时，并不是为了一个世界证券交易中心的出现，而只是为了交易的方便。当上海在上世纪初发轫成为东亚金融中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最具责任感、能够抵抗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专业银行家团队，以及因为历史机缘造成的松散的市场管制与强有力的商人自治群体。金融中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演变的结果，而不是将金融中心的期货、外汇交易一个个拆卸开来，进行“技术创新”之后重新组装的结果。建金融中心毕竟不能等同于建高楼大厦。

　　如夏业良教授所说，“所谓金融中心应当是交易成本最低、交易效率最高、交易量最大的金融资本、金融机构和金融信息的集聚地。同时要有自由交易环境、良好的金融传统和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制度来予以保障，这些制度应当是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金融机构或企业在这里不应受到任何不正当的限制和歧视”。只有把为市场高效率地服务作为第一要义，金融中心才能闪现真正的光辉。

　　上海不仅遭遇到理念上的挑战，更遭遇到余兴不绝的行政管制经济的挑战。同样以金融中心相号召的北京，虽然不是全国性的交易中心，却是全国的金融决策和监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和金融批发中心。虽然这并非金融中心的精髓所在，但在金融管制的条件下，以决策影响力进行金融资源的倾斜性配置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在人员与资金集中管理的情况下，试图以技术创新的手段扭转颓势注定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并且，政府近日虽然颁布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中国的金融行业将向国际市场打开大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程度已经足以支撑全球性或者跨区性的金融中心。比如在人民币的开放进程方面，国际金融中心毫无疑问应当成为规模巨大的国际流动资金的中介角色，如果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再多的机构集聚也不会产生可观的资金流量。有数据显示，上海每天的外汇交易量为数十亿美元，香港的规模是700亿－800亿美元，而香港已经逐渐落后于新加坡。

　　在中国市场经济亘古未有的发展背景下，建立金融中心，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某个城市，确实具有现实意义。但其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有关方面有以金融的市场化冲决管制经济的决心，或者反过来说，有以建立市场化的实体经济进而自然形成金融中心的决心与理念。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