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闻要有历史感

　　作者:刘绪源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阅读记忆，这种记忆会成为很深刻的烙印，影响到人生和事业的方方面面――这是我在最近忽然发现的。前不久，一部《东周列国故事》悄悄出版了，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宣传，可是，渐渐地，许多人都在说它，报上也看到了一些议论，它引起的是温暖而亲切的回忆。不少现在很出名的史学或哲学教授，还有许多作家和编辑，都难抑

　　与林汉达堪可相比的，还有一个外国作家――巴尔扎克。那是恩格斯极为推崇的作家，这是他上一世纪在中国特别走红的原因之一；而他的作品又多为大翻译家傅雷所译，于是在中国读者中更其深入人心了。他的影响不仅是一种文风，一种文学观念，而且，我以为，还是一种对世事的基本的把握方式，或者说，就是世界观吧。中国作家的那种史诗式的兴趣，下笔为文时那种宏观的视角，多少都与这一影响有关。巴尔扎克在他的长篇总集《人间喜剧》的序中，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法兰西社会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不过是它的书记员。”我想，这种做历史的“书记员”的神圣感，在今天四五十岁那代人的心地深处，是多多少少存在着的。

　　所以，当我多年的好友陆幸生的纪实特写集即将出版，我看到他在自述中有这样的话：“‘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一位记者的任务，是提供最可靠的记录文本……”心里便有点激动起来。就像那些年龄相仿的朋友在渐已忘怀的时候忽又重遇林汉达一样，我感觉到一种亲切、熟悉的气息，我从这里读出了巴尔扎克的句式。

　　是的，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潜质，即使不显山露水，在一定的时候，它还是能让人看出来的。今天，我们已经很习惯于将记者称为“小记者”了，因为记者的年龄的确越来越小，搞一线采访的差不多都已是大学刚毕业的小男生小女生了，他们文字活泼，思路敏捷，好动善跑，能迅速适应不同媒体的需求，这都是他们的特长。可是，如果说，能够从今天的新闻采写中，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一部宏伟的历史打着“草稿”；或者，能把自己现在的诸如“娱记”的工作与历史的“书记员”联系在一起；抑或，在匆匆完成了当天的“工作量”后，还能经常认真地想一想文字背后那悠远的意义的，这样的“小记者”，一定也有的吧，但为数也许并不太多。然而，对幸生这一代人来说，却会很自然地往这方面去想；即使不想，自觉不自觉地，也会往这方面去努力。这就是潜质。

　　事实上，真正的好记者，还是需要一定的年龄和阅历的。就拿我所供职的文汇报来说，当年的徐铸成、浦熙修、黄裳、姚芳藻、郑重……都是很著名的记者，有的从事新闻采访几十年，直到退休后还在做记者的工作。他们作品中的文化积淀和思想涵量，的确不是刚走校门即可同日而语的。我不是存心开罪今天的年轻同行，我也喜欢他们身上的朝气、活力和热情敏感；但我觉得忍无可忍的，是怎么新闻工作现在竟然变得如此之“轻”？――既是轻快，也是轻薄。与此相应的就是记者的年龄也普遍地轻了，轻得一有四五十岁的人置身其间就会令人侧目。我以为这是不正常的。仿佛报界已是一个娱乐至上的轻音乐厅，稍有一两句严肃音乐阑入，就让人觉得出现了怪音。说到底，这是媒体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吧。

　　还是来说幸生的作品。看看这三四十篇特写的题目，我们就会领略到一种历史感。幸生将这些作品分为两辑，一为“史海笔记”，一为“世纪节点”。这是就时间的远近来分的，文章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都能从中读出历史——曾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刚刚过去的历史。它们大多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幸生的写作：一旦题材本身的吸引力过去，当初轰动一时的记者文章往往无人再读。可是幸生的不少作品却至今仍有生命力，我以为它得益于两条：其一，他所选的题材，不仅在当时能引起兴趣，在多年之后，仍能惹人关注，令人唏嘘；其二，他在写作中，很注意细部的描摹。

　　关于第一点，只要看看书中的题目，即可了然，此处不再赘述。我想着重说第二点，这就又要说到林汉达与巴尔扎克了。林汉达的历史故事多取自中国古代的史传作品，如《左传》《战国策》等，中国传统的史笔(大多注重独特的细节)通过他与他的同道们的白话转述，早已渗透到了幸生那代人的心中。而对巴尔扎克，恩格斯的那些零星的论述，也许的确可算最为中肯的批评之一，尤其是他致哈克奈斯夫人信中的那些话——

　　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这种巴尔扎克式的精确的细部描写，在新时期之初高晓声的农村题材作品中，特别是在两则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和《李顺大造屋》中，有过十分突出的体现，这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而奇妙的印象。后来，小说的风气变之又变，这类写法早已不时行了，而小说也渐渐地不大有人看了。但在纪实作品中，在幸生那一代中年记者的笔下，它仍在发扬光大，仍在吸引读者的眼光并时时镌入读者的记忆层中去。比如，在《十八年后的“四分钱故事”——上海居民生活梯次性变化样本解剖》中，那一笔笔细帐，就都有那种深入民间的琐细之美。在《一位中国公民的“法律能力”》中，关于打官司的种种麻烦而无可回避的关节，尤其是周密德承包土地上那片水塘引出的官司，不能不让人处处想到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从陈奂生到周密德，从“欠债”、“造屋”到成为今天的“职业诉讼代理人”，我们看到的，正是切切实实的中国当代史。

　　幸生的作品不仅在现在显得过“轻”的新闻界，而且，在多年来显得过于“自恋”(有时又过于喧嚣)的文学界，都有着自己的地位。希望能不断读到他的更有分量的新作；也希望今天的年轻记者能多读一点林汉达或巴尔扎克，能在自己的朝气和活力上再加入一些历史感。更希望我们的新闻界不再只是“轻音乐厅”(当然也不要充塞太多的“庄严弥撒”)，而能够真正百花齐放——既有时尚的萨克斯管和蓝调，也有交响曲和室内乐，既有刀郎和李宇春，也有肖斯塔科维奇和马勒，甚至，还应有老迈的海顿和巴赫——我以为，这才遮几可算正常的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