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作家恢复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和勇气

　　□郭松民

　　五年一度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闭幕，年富力强的女作家铁凝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成为这一段时间的新闻亮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顿时多了起来。

　　然而当我和一个朋友聊起此事时，他很不经意地问：“铁凝是谁？”让我一时不知

　　与此同时，一个在我心中沉潜已久的疑问，也再次浮现：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可以用沧海桑田来形容，这为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但为什么却始终没有产生足以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和文学巨匠呢？

　　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我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看，感到作家作为一个群体，一头扎进“纯文学”的概念中不能自拔，应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什么是纯文学？虽然答案莫衷一是，但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为艺术而艺术”，即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某种基本的、不变的、超越历史和时代的人性，而且这种人性又只能到作家自我的内心中去寻找。

　　如果说，在1980年代，当纯文学的概念刚刚浮出水面的时候，它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为文学寻找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作用，那么到了今天，“纯文学”自身也成了一种束缚和桎梏——作家们生怕不够“纯文学”，而日渐轻视现实生活，把想象力更多地投注于内心。

　　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自我”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概念，走向了自恋和自闭。作家在卧室里揽镜自照，感觉“自我”真是千姿百态，但没有意识到笔下的“自我”越来越千人一面，近年来更演变成了咖啡馆加双人床加一点哀怨的标准化配方，作品中也因此而充满了以虚无主义为根基的自我呓语和“伪贵族”的腐败气味，失去了创新的生命力。

　　更为致命的是，“纯文学”成了一些作家拒绝进入公共领域一个绝好借口，他们也由此自愿放弃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抗，自愿退出历史文化网络。如此选择的后果，不仅加快了“纯文学”和社会的疏离，同时也使作家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试问：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可谓大分化、大改组，新的社会阶层崛起了，有些社会阶层沉沦了，多少人荣华富贵，多少人辗转沟壑，多少可歌可泣，多少可憎可恨……但所有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又有多少引起读者共鸣的表现呢？反正我是没发现，我只知道，已经很多年没有什么作品真正感动过我了。

　　作家丧失了与社会和时代对话的能力和勇气，就必然会被社会和时代所边缘化，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很无情，也很无奈的规律。

　　现在，新一届文代会开过了，新的作协主席也已经被选出了。我们虽然不能对这些行礼如仪的程序抱有过高的希望，但这毕竟给了中国文学一个再出发的机会。一位与会的作家朋友透露说，召开这次会议破费不吝，比如为了让代表们能够睡得好，主办方在北京饭店这样的五星级豪华宾馆里，为每位代表安排了单间，仅此一项的费用就相当可观——作家们享受了社会如此优渥的待遇，人们要求他们拿出无愧于民众的作品，恐怕也不算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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