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蔑视的红灯与单向度的文明倡导

　　根据经验主义的认知，中山市交警正在做一件结局不明、效果不定的纠错举动。在中山，行人及非机动车闯红灯将被课以至少10元罚款。该市进行的交通整治办法，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据城区路面执勤民警反映，近年来行人、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数量不断上升，且管理难度加大，已成为引发机动车辆擦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相撞的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去年中山市共有55人死于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今年1到10月份，有28人因此丧生(《中山商报》11月24日报道)。

　　之所以说中山交警的举动“结局不明、效果不定”，是因为类似的举措在很久以前的很多城市都实行过，但最终都是不了了之。经验表明，那种期望以小额罚款来教育民众遵守红绿灯的想法，往往受挫于强大的群体心理惯性，比如法不责众。此外，面对大规模的、几乎每秒钟都有可能发生的集体闯红灯行为，如果动用教育乃至于罚款等办法，交警及交通协管员的工作量将会急剧攀升，管理成本因此大涨。然而，让交警部门头疼的莫过于，即便可以不顾成本地对每一宗闯红灯、横穿马路的个案进行纠错，但仍不可能指望“过客”养成红灯禁行习惯以及对马路规则的尊重。

　　在类似的场景下，无论是口头声讨还是惩戒性的罚款，教育的方式往往显得单薄和无力。有人认为“自觉地”闯红灯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文化上的某种缺陷。笔者并不赞同凡事都拿文化作为衡量的做法，但就红灯以及它所隐寓的规则被一再突破的现实表明，文化的确可以为破解民众下意识的违规行为作出等而上的概括。包括闯红灯等事例都一再表明，特定文化类型和系统中对人情、关系的倚重一旦大于对预设规则的尊重，那么后者的“命运”就大概明了了：要么被绕开弃置不顾、要么被践踏得很惨。

　　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普遍的、集体无意识式的举动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传染”那些本来遵守红绿灯规矩的人群，也可以在那些惯于闯红灯的人群内形成周而复始的侥幸心态，为下一次冲撞规则积蓄心理惯性。因此，中山市交警采用的罚款措施，所要解决的不仅是永远也纠正不了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章，而且要面对隐藏在这些违章后面的社会心理积淀和文化陋习。如此，仅凭交警一个部门的努力就想撼动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潜规则，这可行吗？

　　乐观地假设，在闯红灯就罚款、不按道骑车就怎样怎样的硬性“纠偏”下，辅助以综合的大众文明举止教育，再花费一百年甚至两百年(某种计算方式甚至认为，只有这样的时间跨度才可以培养出所谓的贵族来)的时间成本，或许就可以完全实现“红灯停、绿灯行”。然而，这仅仅是假设而已，这种假设尚没有考虑到其他的环境变量，比如执法的持久性和摇摆、城市文明的差异、社会规则被尊重的不同程度，而且还包括那些在道路的使用上被赋予了优先的种种特权。

　　这是一种必要的联想：普通民众闯红灯或许出于庸俗的社会规则观，但那些公开、肆意地闯红灯、乱变线，在道路上为所欲为的特权车辆又该作何理解？那些驾驭或者说获得了道路使用特别权力的车辆和人群，是通过持续的社会教育就可以被纠正和消除的吗？行人并不会因为乱过马路具有死亡危险而自动获得行走的特权；但是那些在马路规则之外、甚至根本就凌驾于马路规则之上的特权思想，又该被怎样处置呢？文化以及文化的扬弃据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行人对红灯的尊重，但文化本身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而且这些问题恰好是文化本身造成的。

　　总之，希望利用罚款来明示红灯及其规则尊严的举动，是一种单向度的文明倡导；除此而外，社会或许还应该做出更多的尝试。

　　□宋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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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