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丝带小学里的艾滋病孩子

　　新华网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朱玉、郑玮娜）郭小平说，孩子就是孩子，他们闲不住。

　　输液针头一拔，稍微好一点，郭小平嘴里的孩子们就开始在病区里跑、闹，病情稳定的，就跑到外面去，在90亩地的花草丛中玩耍。

　　郭小平和医生护士们看着疯玩的孩子们乐。当然，他们盯着孩子们的各种身体指标，如果抵抗力低下，那个标志免疫力的ＣＤ4细胞数量很低的话，孩子不会被允许去露天玩耍，因为怕感冒。

　　郭小平的孩子们全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他们全部是因为母亲感染了艾滋病后被传染的。

　　山西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郭小平有时更像一个农场主。他手下在距离临汾市区10公里的城郊建立了一所收治艾滋病患者住院治疗的病区，病区的名称叫做“绿色港湾”。

　　较大的地盘给了施展的空间。郭小平在这些地里种上了牡丹和芍药，这些花具备观赏性，同时也有药用价值，为医院增加了收入；同时，地上种的有菜，种地的、养花的、烧锅炉的，是住院时病情好转的艾滋病人和护理他们的家属。他们可以在工作中得到一定金额的工资，补贴家用。而且，工作可以让艾滋病人觉得自己对社会有用。

　　在医院的一角有几个炉子，艾滋病人和家属可以在这里做饭吃。“因为可以省点钱。”郭小平说。

　　作为整天跟艾滋病打交道的医生，知道防治艾滋病的标志是红色并交叉在一起的丝带。但他没有把红丝带当作自己的招牌，反而把艾滋病病区的颜色都刷成了绿色，因为绿色象征着生命。

　　红和绿，都是张扬而并不含蓄的颜色，看上去低调的郭小平就是要张扬地对抗艾滋病。几年来，绿色港湾共收治了300多人次的艾滋病人住院治疗。

　　常年住院的艾滋病人中，正当学龄的孩子占相当大一部分，孩子需要接受治疗，也需要上学。但感染上艾滋病的孩子不被学校拒收，一般也会被同学们孤立。

　　郭小平理解别人害怕艾滋病孩子的行为。他说，若是咱的孩子在上学，咱也得嘱咐孩子离得远点，因为，孩子间磕磕碰碰是总有的事，万一出了血，就直接面临着感染的机会。

　　可又不能眼看着艾滋病孩子不上学。郭小平想了个办法，他把一间病房改为教室，支起一块黑板、摆上4张课桌，请了一位老师，“复式课堂”就这样开学了。

　　郭小平叫自己的学校“红丝带小学”。

　　第一位老师戴着手套来上课，下课就绕着病区匆匆离开，没过多久，老师离开了。护士大夫成了临时老师，背古诗、做加减法、认字，吆喝一声就是铃声。

　　之后的老师让郭小平省了心。教学老师不说，生活老师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她日常服药的同时，就吆喝孩子吃药，同病相怜，失去了母亲的艾滋病孩子搂着老师脖子，在老师身上爬上爬下。

　　社会捐助了孩子们的治疗药物和大部分生活费用，但是也有人对郭小平的病区提出疑问：“艾滋病人住在一起工作治疗，那岂不是隔离区吗？”

　　郭小平对这种说法付之一笑。他说，首先一切要以病人的感受为主；其次，说话的人没有到这里来看过，病人在这里是自由的，治疗告一段落后，他们可以回家去。

　　现在，红丝带小学共有一二年级的孩子10人左右，医院又拿出近20万元盖了新校舍，包括两间教室、两间活动室等。郭小平并不认为红丝带小学只是教授知识的地方。他指着孩子们说，假如他们长到20岁时，因为自己的原因传染了一个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就会向后推迟20年。他会指着社会上送来的东西和过节时给孩子做的直径一米多的大蛋糕告诉孩子们，社会帮助我们，我们要回报社会。

　　为了让孩子们到北京看看天安门，郭小平带着8位孩子到了北京，孩子们穿上了防感冒的冬装，医生们跟着这支特殊的队伍。

　　长期的疾病使孩子们有了防范意识。只要看到一个陌生人朝着他们举起照相机，孩子们便不约而同地全举起手把脸捂住，然后，拉住老师的衣襟，藏在老师的背后。就是对熟悉不过的郭小平，顾及自己病人身份的孩子们也十分自律，在进餐时从不与郭小平同桌，怎么拉也不肯，只愿意自己到一边吃饭。

　　郭小平从不觉得自己作了分外的事，他说，只要有一个艾滋病人存在，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完。

　　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郭小平顾不上多看热闹，只忙乎着一件事——点名，他生怕丢掉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