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叶花果
法谚云：法律中每一个定义都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例外就可以推翻它。陕西省关于“吹口哨抛媚眼也可能属性骚扰”的界定就表现出这种“定义危险”。在这个界定中，且不说暴露出的只约束男性不约束女性的落后观念，也不说只针对陌生男人的“欺生”心理，更不说那一声口哨、一缕眼波是不是某些女性的“自作多情”，单是“口说无凭”的吹口哨、
“一笑而过”的抛媚眼，如果没有事先准备的特殊工具，哪个女性能对陌生男人“防患于未然”？毕竟，陌生男人的口哨和媚眼不像“莱温斯基的裙子”一样眼见为实，铁证如山。何况，就算是“莱温斯基的裙子”，也并非每次都能保留，因为许多性骚扰都是在无第三者见证的情形之下发生，被骚扰者总不能时刻把录音笔、摄像机带在身边。而且，因为是陌生人，就算是“骚扰”了女性，擦肩而过，拔腿就溜，逃之夭夭，女性又能如何？再假设———就算被“性骚扰”的女性有目的地依此“维权”，并取得了证据，把“吹口哨、抛媚眼”的陌生男人起诉到法院，又能对其做出什么样的惩戒呢？恐怕有不少男人都要被弄得神经兮兮，人心惶惶，对女性产生恐惧感。
文明社会必须严禁性骚扰，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在实施过程中，要避免我们事无巨细、矫枉过正之通病。因为，法律条款上的细化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并不总是成正比。诸如“吹口哨抛媚眼也可能属性骚扰”的法律界定，明显地把“性骚扰”狭义化，纸上谈兵，缺乏法律可操作性，必然出现法不责众、无法“兑现”的尴尬，这恐怕并非法律的本意。就禁止性骚扰而言，立法甚至是司法从来都不是万能的。更多情形下，除了法律，还需要的是当事人的“自保”，以及诉诸道德手段。在法律没有必要并且也不太可能的前提下，对性骚扰形式不厌其详的法律界定是不审慎的，盲动地界定和定义只会让法律漏洞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