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口哨骚扰”：权利泛化的法律困境

　　陕西政协委员提议向女性吹口哨属于性骚扰范围。近日提请陕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将“性骚扰”的涵义写进了地方法规。（11月30日《新京报》）

　　好在我不会吹口哨，不知道接下来“暗送秋波”是不是也得定个“秋波骚扰”了，那估计墨镜商家会商机无限吧。按照此般立法倾向，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就是“顶级性骚扰”

　　于是，我们似乎陷入了“性骚扰”的困境——一方面是明晃晃的骚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的确需要权利救济；另一方面，我们具体界定后又把自己弄得动辄得咎，让悖离了法律威严和正义。问题何在？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性骚扰”的厘清与反思。譬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性骚扰”的早期界定是：男上司或男雇员用淫秽的语言或者下流的动作挑逗、侵扰女雇员，甚至强行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之后的概念扩大也一直很谨慎，用到的是“侮辱”、“性行为”等。遗憾的是，有一个关键的底线被我们的立法界忽略了，那就是——“性骚扰”与否首先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只有当“骚扰”对民法上的人格权构成严重侵害才会上升到法律层面。而且，设若要严格法律上“性骚扰”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就必须将性骚扰所侵害的客体从人格尊严等人身权利中甄别出来，否则就不能专门把性骚扰这种侵权行为在特殊法中加以规定。依照现代法治理念，穷尽一切手段维护的是公众的一般自由和普遍权利。

　　“口哨骚扰”之惑实质是道德问题泛法律化之惑。孔子讲“以德去刑”和“无讼”。法律不是社会秩序的万能调节器，“泛法律化”的道德诉求，就等于由伦理道德取代了法律，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也加大了公民的守法成本。毕竟，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厘清道德和法律各自调整的天空，是充分保障法律严肃性的必要，也是充分保障道德选择广泛空间、承认道德上意志自由的需要。如果吹一声口哨就构得上“骚扰”，只要明星心情不好，演唱会现场的粉丝们就等着收传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