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一道讨薪题五年难解开

　　又近岁末。这已是湖北农民工陈德军在天津追讨工钱的第5个年头。为了53人的7万多块钱，这些年陈德军求遍了凡能找到的所有部门，还把讨钱官司从区法院一直打到了天津市高院。“本想打工致富却成讨钱‘专业户’”

　　2002年2月，41岁的湖北随州人陈德军带着52名老乡来到天津打工。他们从河南濮阳市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管现昌施工队手中，承包了天津铁路信号厂智能电源车间抹灰工程。协

　　陈德军说：“开始我直接找管现昌要钱，可他根本不见面。2003年1月28日，我终于在一处工地找到他，结果被几个人打晕在工地上。我又找到天津东丽区劳动局、建委求助，但他们多次打电话也没能让管现昌露面。”

　　陈德军说自己本来想打工致富改善生活，没想到困在天津成了讨钱“专业户”。“要一个公正结果，不知还要等多久”

　　奔波8个月没能要回一分钱，2003年5月，陈德军向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起诉管现昌，要他给付拖欠的53人劳务费70413．06元。

　　审理过程中，法院要陈德军对工程量举证。按天津市房管局房屋安全鉴定检测中心抹灰质量鉴定收费标准，他主张的工程量评估费至少得花29000元。陈德军无奈放弃了。

　　2004年8月，河北区法院一审判决：除已付劳务费外，判管现昌付给陈德军等53人劳务费共计14535．63元，除陈德军能拿到2206．26元外，其余52人多的能拿960多元，最少的只有3．5元。

　　但陈德军不服，开始向上级法院“要公道”。2004年1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德军说：“河北区法院执行庭说钱只能让民工自己到天津来领。法院判的一共只有14535．63元，从我们均川镇到天津，52个人光来回车票钱就要花22000多元。怎么拿？”

　　天津领不到执行款，湖北均川镇还有52个手持欠条、不时上门要工钱的老乡，陈德军下了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他先后向天津市检察院一分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再审申请，但或是不予立案或被驳回。2005年8月，他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

　　陈德军说：“农民工的时间不值钱，我原来想用10年讨个说法，可按现在进展，10年根本不可能走完所有法律程序。”

　　陈德军保存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驳回通知书，落款位置本是打印的“四月”，又用钢笔改成了“7月14日”。

　　陈德军说：“为了问清楚，我到一中院找了很多次也没人管。没办法我就每天举一个‘冤’字站在法院门口。8月，审判监督庭打电话要我去立案再审，10月18日第二次被驳回。”

　　“讨回劳动所得怎么就这么难？”

　　天津市公民代理人于志宏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公布的证据规则“在一案件中，法庭要考虑到双方的能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规定，法院完全可以让不同意陈德军主张的承包商来举证。可法院没有这样做，这直接导致了执行难，并衍生出后来的多个上诉、申诉以致陈德军陷进法律程序中没完没了还毫无结果。

　　天津毅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蔡义昌也说：“在陈德军三九天连件棉衣都没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完全可以让管现昌先行垫付评估费，再依据判决结果扣除。而且有了来自权威部门的评估，判决结果陈德军也会信服。”

　　前不久，天津市建委等6部门又联合制定下发了文件，要求建立解决拖欠建筑业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快速通道”和协调处理机制。

　　其实，类似的“快速通道”在天津市有关部门早就存在。法律没有对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立案设定时效限制。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规定：涉及拖欠民工款、残疾人等几种情况的申诉，在立案时可给予关照，所有程序应全部提速。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雪筠助理研究员说，正是由于目前农民工讨工钱时“农民工主张就得农民工举证”、“设置绿色通道却并不公告也不使用”等实质漠视的处理方式，使得陈德军这样的农民工真有诉求时，面临的仍是一道道障碍。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们要么通过大规模群体活动或个体极端行为引起有关方面注意以获得问题解决，要么放弃。这种不正常情况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据新华社天津11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