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讨薪题五年难解开

　　又近岁末。这已是湖北农民工陈德军在天津追讨工钱的第5个年头。他说:“这个春节肯定又要让老乡失望了。”

　　为了53人的7万多块钱，这些年陈德军求遍了凡能找到的所有部门，还把讨钱官司从区法院一直打到了天津市高院。尽管也获得过同情和帮助，但当一起打短工的伙伴们算着今年的进项开始谈论何时返乡时，陈德军依然口袋空空。

　　本想打工致富

　　却成了“讨钱专业户”

　　2002年2月，41岁的湖北随州均川镇人陈德军带着52名老乡来到天津打工。他们从河南濮阳市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管现昌施工队手中，承包了天津铁路信号厂智能电源车间抹灰工程。协议规定工程总价款为122220元。9月，由于讲好的劳务费迟迟不兑现，吃饭都成了问题的工人们拒绝再施工，工程完成大部分后交给了管现昌。除去施工过程中拿到的27236元，管现昌没有再给一分钱。拿着陈德军打的欠条，老乡们先后离开了天津，陈德军独自留下追讨工钱。

　　陈德军说:“开始我直接找管现昌要钱，可他根本不见面。2003年1月，我终于在一处工地找到他，他却说‘你还欠我3900多元，你先签字认可。我同情你几十个人，再补给你5000元回家过年吧’。我不同意，结果被几个人打晕在工地上。”他本来想打工致富，没想到成了讨钱“专业户”。

　　要一个公正的结果

　　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奔波8个月没能要回一分钱，2003年5月，陈德军向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起诉管现昌，要他给付拖欠的53人劳务费70413.06元。

　　审理过程中，法院要陈德军对工程量举证。按天津市房管局房屋安全鉴定检测中心抹灰质量鉴定收费标准，他主张的工程量评估费至少得花29000元。陈德军无奈放弃了。

　　2004年8月，河北区法院一审判决:除已付劳务费外，判管现昌付给陈德军等53人劳务费共计14535.63元，除陈德军能拿到2206.26元外，其余52人多的能拿960多元，最少的只有3.5元。

　　陈德军不服:“一个人就算干一天活儿也不止挣3元5角钱吧。何况我们干了足有半年多。”

　　他开始向上级法院“要公道”。2004年1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德军说:“二审结束，我想算了，拿钱回老家。可河北区法院执行庭说钱只能让民工自己到天津来领。法院判的一共只有14535.63元，从我们均川镇到天津，52个人光来回车票钱就要花22000多元。怎么拿？”

　　在天津领不到执行款，陈德军下了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他先后向天津市检察院一分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再审申请，但或是不予立案或被驳回。2005年8月，他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

　　讨回劳动所得

　　怎么就这么难?

　　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政策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天津有关部门也都采取了具体措施。陈德军说，这些年他接受过不少帮助:除一审时河北区司法局提供了法律援助外，一审、二审总共约6300元诉讼费，他只交了1200元……

　　但这都没能改变他讨薪无果的处境。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造成陈德军现在处境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有些部门并没有真正重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前不久，天津市建委等6部门又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防止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解决拖欠建筑业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快速通道”和协调处理机制。

　　其实，类似的“快速通道”在天津市有关部门早就存在。法律没有对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立案设定时效限制。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规定:涉及拖欠民工款、残疾人等几种情况的申诉，在立案时可给予关照，所有程序应全部提速。

　　而陈德军2005年8月递交了申诉状，此前不久才刚刚立案。对此天津市高院立案庭有关人士解释:按规定，申诉案立案时不审查实体，即不看案件详细内容，只做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的形式审查。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雪筠助理研究员说，近年来，国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完备。但要真正施惠于农民工，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帮助，具体每个个案如何操作、落实更关键。正是由于目前农民工讨工钱时“农民工主张就得农民工举证”、“设置绿色通道却并不公告也不使用”等实质漠视的处理方式，使得陈德军这样的农民工真有诉求时，面临的仍是一道道障碍。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