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机要费”能与“特别费”划上等号？

　　人民网12月1日电台湾《中国时报》今日社论说，为了替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解套，台“行政院”日前终于表达政策立场，还极其特殊地以“内阁会议”的方式，由台“主计长”和“法务部长”出面还原当年的“政策意旨”，并设法将二费挂勾成一回事。就法论法，此两费风暴能否就此解套，真的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社论说，事实上，从两费风暴伊始，台湾主计单位和审计单位对“国务机要费”和

　　所谓有法依法，有规依规，无法规则依惯例，审计与主计单位的见解，应以何者为依循，其理甚明。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爆发之初，亦曾在台“总统府”约见台“审计长”苏振平，并以许璋瑶之见试图说服苏，虽然未见其功，但事实上，后来检察官陈瑞仁在调查“国务机要费”案时，却采行了主计单位的诠释，即“国务机要费”有“特别费”与“机密费”的性质，对不必单据的“机密费”部分，其实系略过不论，这也是为什么各界对陈瑞仁查“国务机要费”案和侯宽仁查马英九“特别费”案，会有陈宽侯严的评价。

　　即使放宽查案标准，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还是有问题。原因无他，在必须单据报销部分，就是查出假发票真核销的具体事证；更重要的是，这些假发票，有很大部分金额（一千四百多万，新台币，下同），属于“第一家庭”自购私人物品所用，换言之，这些理应属于“业务费”的“国务机要费”，确实有很大部分进了“第一家庭”的口袋，这也是为什么陈瑞仁在调查上千名证人后，直指吴淑珍明显“基于共同意图为自己不法所有的概括犯意”，而起诉了吴淑珍。

　　社论指出，不论从预算名目的差异，或到实质费用支出，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实在难以与“首长特别费”挂勾。不要忘了，“国务机要费”年度预算高达四、五千万元，一个月平均三、四百万元，“主计长”解释“首长特别费”的历史沿革“形同对首长的实质补贴”，陈水扁再位高权重，一个月给他三、四百万的“实质补贴”，不嫌过分吗？但是，台“行政院”会还是企图用解释“政策沿革”，想方设法，缓和“国务机要费”案的争议。

　　比方说，施茂林端出“大法官”释字四一九号解释，说明所谓“惯例”是指“反复发生之惯行，其经历长久时间仍受遵循，而被确信具有拘束行为效力时，始属不成文规范之一种”。换言之，“首长特别费”无须单据部分，首长不记帐、剩余不缴回，均已属行之经年，且从未被视为违法，一夕变更即有违信赖保护原则。至于需单据部分呢？施茂林是这么说的，依惯例承袭下来的作法，也应考量维护政治形象与首长、承办人员对处理惯例的信赖，“且审计单位隶属监察院，具有准司法性，已经审计单位核销的费用，不能随便推翻。”别忘了，台“总统府”和陈水扁当时对“国务机要费”发票争议的辩词之一就是，“审计部从未有过异议，为什么现在才说有问题？”

　　社论最后说，很遗憾，虽然过去数年台“审计部”确实未对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核销提出异议，但既经检举，且查出问题，在法上怎么都找不到“国务机要费”可以落入私人口袋的道理。这个套，“行政院”是很难为陈水扁解开的。

　　同样的，尽管许璋瑶和施茂林从惯例、沿革、到报销程序，多方解释，但是，“首长特别费”也有“支用规定”，且属因公支出，即使“实质补贴”都得用于公。早在四十年前，舆论质疑台“行政院长”陈诚“首长特别费”之际，陈诚本人就在“行政院会”提出讨论并强调，“特别费”应用于因公需要之“酬应”与“捐赠”。当年，公务员薪资待遇偏低，首长拿了“特别费”未免遭物议，还反复强调此系公务支出；如今，公务员待遇已不低于民间，难不成这“实质补贴”就真贴进首长的口袋？马英九“特别费”风波能否解套，靠的肯定不是“行政院”对政策沿革的解释，还是得看马英九是否将“特别费”涓滴用于公，或者检调查不查得到马英九将“特别费”丝毫用于私，其余被波及的首长，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