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学者视界：私塾合法化，拓宽公民教育选择权

　　■陈壁生

　　据报道，教育部2006年11月29日公布，根据新近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私塾只要按程序批准可以开办。这也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以来我国首次允许个人开办私塾。

　　这是一个迟来的公布。早在今年7月份，上海市的“孟母堂”事件就已经闹得沸沸扬

　　事实上，教育多元化，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财政上，只有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才可能把每个学校都变成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排斥一切民间教育的形式，做到彻底垄断教育。同时，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社会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不一定需要按照千人一面的模式来培养。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教育一直在不断改革，不断探索中，在教材、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上，尚无一条确定可行的道路。在这样的时候，需要从制度改革、立法上重视民间自发形成的教育模式，也就是说，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尊重公民的教育权，发展多种教育形式，包括支持各种形式的民办教育，支持各种私塾性质的家庭组合教育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义务教育最大的功能，即是以国家福利的方式，尽可能地为中国的适龄儿童、少年提供免费教育，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尚未充分发达的时候，义务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国家给予保障的公益事业。

　　同时，从《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支持的民办教育，则是提供了公办学校之外的学校选择，也就是受教育者在教育多元化的局面中，有选择哪所学校，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行政部门的角色，应该从行政统制向依法管理转化。

　　教育的多元化，意味着受教育者选择空间的扩大和选择权利的实现。在孟母堂的私塾教育中，一群家长，自愿组合，聘请教师，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经过登记，那便不但是完全合法合理的，而且是在教育多元化时代一种非常宝贵的改革尝试。私塾的合法化，是进一步拓宽公民教育选择权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私塾对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今天，这一教育方式仍然不失为现代基础教育可以借鉴的资源。

　　私塾问题存在另一个争论，与当前的“读经热”密切相关，在上海孟母堂事件中我们看到，有人因为认同传统文化而赞同孟母堂，也有人因为反对儿童读经而反对孟母堂。

　　事实上，私塾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文化或信仰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和权利问题，即：面对当下的基础教育改革，在探索更好的教育模式过程中，是否应该有制度创新，公民有没有权利自由地选择接受教育的方式和内容。

　　中国传统专制政治下的人们，尚有自由选择上哪个学堂、聘哪个老师，甚至教哪些经书的权利，而我们今天，对私塾应该抱着更加宽容的心态。（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