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华附掌执信　好一位“虞校长”

　　办华附掌执信好一位“虞校长”

　　广州教育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市教育局原副局长虞肯堂辞世，享年85岁

　　记录生命

　　每个生命都是值得怀念的。

　　电邮：guangzhouxw＠vip.sohu.com

　　本报诚征讣闻线索。电话：020－87388888

　　创办华师附中时，王屏山称他为“最佳拍档”；执信中学办分校时，他被调任去当“开荒牛”；广州市开始普及义务教育时，时任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的他二话不说承接了培养师资的任务；70高龄才退休的他，仍然继续参与各类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却从不言累……

　　虽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但虞肯堂大学修读的却是经济系。1948年，他从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就来到江苏同乡会所办的书声中学任教，当教导主任兼高二班主任，自此开始了“教书先生”的生涯。

　　从教40多年来，虞肯堂走的是一条创业者的路。他的一生，就像一部广州现代教育发展的浓缩史，每个阶段都有他辛勤耕耘的身影。

　　办华附王屏山称他是“最佳拍档”

　　无论同事还是学生，都喜欢称虞肯堂为“虞校长”，直到他退休多年仍无改变。这也是虞肯堂自己最喜欢的称呼。

　　石牌开荒建起校舍

　　1954年，中大附中与其他四学校合并为华师附中，此前虞肯堂任中大附中教导主任。1956年，因华师学生实习需要，华师附中准备在石牌建立华附分校，虞肯堂带领一批高中学生来到石牌“拓荒”。那时，校区只有一块满是荒草的操场，两栋简陋的大楼，所有的老师都住平房。他带着大家一手一脚建起了校舍。建校初期，虞肯堂规定所有的老师全部住校，逢周三、周六才能回家，而他自己只有周六才回家。

　　他的夫人赖婉芬回忆：“我们家住文德路，他每次从石牌挤公交车回到家时，孩子们都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孩子还没醒，他又回学校了。”长期如此，年幼的孩子们几乎忘了父亲的模样。

　　一边炼钢一边上课

　　1958年，华师附中总校迁到石牌分校，王屏山任校长，虞肯堂任副校长。当时全国上下狠抓大炼钢，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师生整天在操场炼钢铁。在一次学校的党支部会议上，虞肯堂提出：“要炼钢，但也要抓教学吧！”赖婉芬回忆起这一幕时，仍心有余悸。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样的论调很容易就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因此尽管大家心里有异议，表面都不敢说什么。但虞肯堂思虑再三，终于还是提出来了。他对夫人说：“否则良心不安。”

　　幸好，王屏山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场拍板，他自己抓政治，虞肯堂抓教学。

　　于是，华附校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白天上课，书声琅琅；晚上炼钢，吆喝声阵阵。曾任华师附中教务处主任的吴紫彦当时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华附任教师，说起这一幕时激情澎湃：“很多学校都停课了，只有我们在上课，虽然很累，但大家热火冲天，干劲十足。”

　　王虞搭档能说会写

　　“我们华附不仅要出科学家、文学家，还要出中央委员。”吴紫彦说，正是虞肯堂提出的这个口号鼓励了大家。虞的教学思想是“因材施教，全面发展各个英才”，对成绩优秀的“锦上添花”，成绩差的“雪中送炭”。除了上课外，华附还开展各种科技活动：航海模型小组、无线电小组，文学组等等。

　　他提倡公开教学，鼓励老师开示范课，交流经验。刚跨出校门的吴紫彦因为缺乏教学经验，上课时很紧张，讲课速度快。学生一听就不服，认为没有老教师上得好。学生们的意见反馈到虞肯堂那里，他连续几次去听吴上课。“他当时对我说，不要着急，讲得好不好有个过程，多听听老教师的课，变成自己的就行了。”时隔数十年，吴紫彦依然深记这番话。

　　经过一年的冲刺，1959年华师附中高考成绩跃居全省第一。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在暨南大学召开动员大会”狠抓高考”时，大力表扬了华师附中，并将其树立为高考红旗单位。

　　虞肯堂生性内向，擅写文章，而王屏山外向健谈，两人一静一动，配合却相当默契。据华附的老教师回忆，王屏山多次在学校开会时笑称：“我和虞肯堂同志是最佳拍档，一个能说，一个会写。”

　　◎逝者·虞肯堂

　　1921年12月26日生，江苏盐城人。广州教育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工作。1950年至1980年期间，曾任中山大学附中、华南师院附中、华南师院实验学校、广州市执信中学等省、市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1980年3月升任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83年9月调任广州市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85年接受广州市委任命，依托广州教育学院创办广州师专，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办学，为广州市实现“普九”，培养培训了数以万计的中学师资。他从事教育工作达四十余年，1991年4月离休。离休后仍从事多项教育学术研究与讲学活动，曾先后担任过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等职。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7月28日凌晨2时12分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掌执信刚“解放”就接手“烂摊子”

　　虞肯堂成于教学，却也因“抓教学”的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冲击。

　　成也教学“败”也教学

　　1968年批判虞肯堂的最大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刘少奇的“抓知识质量第一”。那几年里，他受的批判大大小小不下百场。那时虞肯堂夫妇有4个儿女，全家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16元，“那时候红卫兵都是冲进家里斗人的，为了小孩的安全，我们硬着头皮在员村租了房子，让小孩住在那。而我和老虞就待在旧屋等着红卫兵轮番上门，真有点破釜沉舟的架势。”赖婉芬回忆说。

　　拨乱反正又去开荒

　　“文革”后期，拨乱反正，恢复重点中学。1974年底，刚“解放”不久的虞肯堂被调去“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执信中学(当时还叫广州市第55中学，1978年重新使用“执信”校名)，任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他服从学校安排到分校任职一年。当时的执信中学分校，学生、老师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劳动，干农活。虞肯堂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当即跟老师们说：“学生劳动我赞成，但学生来到学校，不仅是干活劳动，学知识才是根本。”虞肯堂提议把劳动和上课分段进行，不能一味劳动，建议马上就得到年轻老师的响应，课程表给重新编制，下午还是劳动，但上午则改为上课学习。

　　重振校威执掌校印

　　虞肯堂的改革得到青年老师的赞同，教学队伍变得空前团结。当年，分校物理教研组的老师发明了太阳能灯，轰动一时，并印发成讲义让全市中学交流学习。“大家都知道55中的名字了，学校的名气一炮打响。”

　　在他的领导下，没过多久，执信中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省、市著名的先进单位，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1976年10月，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平反大会上，虞肯堂获得平反。1976年底，他正式担任执信中学校长，并兼任学校党委书记。

　　创师专为广州“普九”培养师资

　　上世纪80年代，虞肯堂出任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83年，年逾花甲的他退出了教育局领导岗位，出任广州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当时，广州市提出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需要大量师资，政府决定依托一个学校开办师专。

　　“听说市里找了几个学校，但学校不愿意接这个任务，因为各学校教学资源都紧缺。”原广州教育学院杨老师回忆，当年暑假时，教育学院中层干部在从化开总结会，虞肯堂在会上接到市教委的电话，正是关于办师专的事。“他在电话里就一口答应了。”他当时说，“普九”是广州市的大事，培养师资，教育学院责无旁贷，你不办谁办？”在接下来的会上，虞肯堂宣布了这件事。杨当时和虞同住一个酒店房间，虞当晚就开始和他商量具体办学的方案。他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组织第一批办学班子，住进龙洞新校址，奋战40多个昼夜，使广州师专终于在1985年10月7日提前开学，成为广州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师资摇篮”。

　　“四十年来办学忙，言传身教岂能忘？丹心一片培新秀，桃李三千作栋梁。岁月如流人渐老，须眉虽白志犹强。离休自应挥余热，记取清风晚节香。

　　这是虞肯堂在1990年10月将要退出第一线时写的一首诗。”

　　妻子赖婉芬追忆丈夫：“最欣赏他全心投入事业”

　　赖婉芬在追忆丈夫一生时，语气里全是骄傲。尽管熟悉虞肯堂的人都知道，他对老伴、对儿女，想得实在很少了。

　　当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去参加土改，那时，妻子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他一去就是两年多没回家，妻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硬是顶了过来。后来，他去石牌办华师附中分校，以及在梅花村华师实验学校，每月他把工资往家一放，什么都不管了，抚养儿女，供养父母，支持弟妹读书等……全由妻子包办了。1961年他肝炎初愈，妻子担心他身体顶不住，还让两个读小学的女儿去学校同住照顾他。孩子虽小，还会为他打开水、打饭，使他下班后能按时吃上饭。

　　这些事情，赖婉芬说得很轻描淡写。有没有怨过他？赖婉芬笑笑说，“我最欣赏他这一点，全心全意投入事业。男人就应该这样。”

　　“死也要死在祖国”

　　虞肯堂晚年移居美国，确诊肺癌后当即决定回国

　　1991年4月，虞肯堂以70岁高龄离休。离休后，他也闲不下来，继续在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生青少年科技活动顾问组等教育机构担任顾问。

　　1994年9月，他和老伴移居美国与儿子同住，其间一直想念故土，并与老伴商量，今年9月份就回国定居。今年4月份，虞肯堂在美国确诊肺癌，并已经转移到骨头，他当即决定回国：“死也要死在祖国”。回到广州住进省中医院的那天，他对前来探望的广州大学的同事们说，“我安心了，终于回到组织怀抱。”

　　在美国时，虞肯堂曾对老伴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工作上我已经尽力了，死后把我葬在中国吧。”

　　如今，虞肯堂的墓碑正静静立在祥和永久墓园，注视着这片他热爱的故土。

　　A40－41版采写：本报记者方夷敏

　　图：

　　本报记者李向新翻拍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