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人物是创造大历史的必备条件”

　　记者：你怎么定义“大国”？

　　麦天枢：全球历史形成后，在全球竞争范围之内的领导性国家。它的制度、它的行为、它汇聚的财富力量，有全球支配性。

　　记者：我们谈到时、势，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人？

　　麦天枢：领袖人物的历史担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重要的国家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那种不同往常的担当，尤其是领袖人物，是创造大历史的必备条件。

　　针对妥协而言，人们要学会只追求有限的、相比较而言次好的目标，这样理性合作才有可能。这种有限的、相对好的目标由谁来度量和计算，并告诉给公众呢，这就是历史人物、社会精英们。社会精英在西方，首先是合作和妥协的精英，而不是社会冲突的精英，他们接受妥协而不是寻求对抗。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向来寻求最高的目标，无法达成合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学会在社会冲突面前，接受有限的目标，这至关重要。

　　记者：能否概括一下《大国崛起》所希望传达的历史理性的现实意义？

　　麦天枢：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历史，这也意味着竞争性的新生活方式的开始。走到今天，它形成被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一个社会模式。我们应该承认，现代化的历史是从欧洲起源的，它的直接的经验和教训，直接的知识和理性财富，都储藏在这一主干线条的运行中。如果我们认可这点，我想，所有的知识分子、社会民众，对我们社会改革方向的判断，改革方式的判断就有一个背景。

　　如果我们认可，自然就会对这个文明走到今天所提供的基本养分，社会政治形式、经济模式、价值模式有一个判断，它应该是接受的，而不是排斥；它可以修订，但不可以再造。自己文化的参与其实也是一种修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再造一种生存方式。因为这种生存方式走到今天，之所以有征服性，就因为它是最有效的，在民族国家生存竞争的实践中是最有效的。

　　综合《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