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有感

　　看到温总理与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座谈有点感想，从总理这一级开始重视大学大师级人才的培养，在广州书生的印象中，这应该是自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来第一次。也说明我们现在的高校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当然同高校扩大规模不一样，通过行政的计划不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的，只能说这是一种风险投资。虽然有风险，但我们也还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使得整个风险系数能够有所降低。

　　从人民网的报道来看，大学校长和专家们的谈话似乎没有什么新意。这也说明，至少在教育部门的管理层现在还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广州书生分析起来，整个座谈没有深入探讨基本的人才成长环境问题。

　　前段时间某著名大学一位学者就抱怨，刚开始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可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会议多、表格多，整个工作都是不断和会议以及表格打交道，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相信教育部搞教学评估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教育部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教育部出台的任何一项政策，落实到高校官僚机构之中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实现自己某种“想法”的助推器，用以巩固其可能已经岌岌可危的地位。而在这样的官僚机构面前，处于第一线的教师始终都是弱者，所有的负担也全部落到了教师的肩上。如果教师的声音被成功地压制住了，当初制定政策的教育部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了。当然也不排除教育部本身就是这一官僚体系中的领导者。

　　本来高校中有那么多的服务管理人士，教学科研工作应该更无后顾之忧了，然而现状却正好相反，管理人员多了，并非意味着教师可以享受更多的更高质量的服务，而恰恰是每个管理者都要证明自己所在位置的重要性，对教师提出了更多的工作要求，因为现在的体制下，教师成了为管理者提供服务的人士。

　　要培养大师级的人才，最重要的是要给教师一个很宽松的环境，一个不去干扰教师思考的环境。纵观历史发展，几乎哪些卓有成绩的人才都是在非常宽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就拿今年破解庞加莱猜想难题之一的朱熹平教授近几年来就没有发过什么论文，而学校对其这方面的限制也很少。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在花园中休息的时候一个苹果砸在自己的头上引发的灵感，他能够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当然与他所处环境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宽松的环境并不意味着把教师或科学家高薪养起来，即便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只要他们的思考没有受到干扰，照样可以出举世震惊的成绩。比如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大家都在搞运动，这反而给了他一个非常安静的思考环境去解决歌德巴赫猜想问题。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大学的时候所问的各种问题被人觉得很傻，可是在工作以后做了公务员，没有了那么多的批评了，反而可以深入思考相对论问题。

　　至于其他的科学家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

　　另外也想说一下的就是搞科研，也不用太过迷信诺贝尔奖，毕竟这个奖项每年都一定要发一个，其中自然会鱼目混珠，当然在诺贝尔奖中，有成就的科学家比例还是高得不得了的。

　　或许现在要在高校中创造一种适合大师级人才成长的环境，一种比较高效率的做法就是校长直接由教师直选出来，变“教师为管理者服务”为“管理者为教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