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作家，爱情生活不寂寞

　　本报特约撰稿 吴岳添

　　杜拉斯一生艳遇不断 萨特总是对女人说谎

　　爱情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不言而喻。日前，法国文化界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了细致的评析，爱情与创作的关系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托德曾问萨特：“这些女人，有些以嫉妒著称，你怎样脱身？”萨特回答说：“我向她们说谎。”“向所有的人说谎吗？”“所有的人。”

　　法国作家都爱得轰轰烈烈

　　作家的爱情通常都会在作品中得到直接的反映。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女作家科莱特就曾表示：“我珍爱那些爱我的人，我要把一切献给他们：我的如此温柔的肉体和我的自由。”她的作品实际上就是用简朴清晰的文笔，描绘了她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爱情。

　　1960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在巴西

　　又如荒诞派剧作家让·热内，他很小就开始盗窃，在教养院里又染上了同性恋的癖好，因此他的作品大多是表现同性恋情的困扰。例如剧本《黑人》就明显地流露出对黑皮肤漂亮小伙的欲望。热内在1955年迷恋马戏演员阿布达拉赫·邦塔加，9年后邦塔加因被他抛弃而自杀，热内发誓从此不再写作。

　　罗曼·加里为爱自尽

　　罗曼·加里曾两次获得龚古尔奖，他一生中结识了无数女人，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他惟一爱过的伊罗娜·热斯梅是个出身高贵的匈牙利美人，他们在尼斯相识。加里想娶她，她的家庭却不愿屈就，他们的恋情因此不了了之。热斯梅对加里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他在晚年的小说《黎明的允诺》、《夜晚将是宁静的》、尤其是《欧罗巴》里都描绘了他们的恋情。他后来一直在寻求爱情，他的《巫师》或《风筝》等自传性小说，都流露出他从未找到爱情的绝望，所以他最后还是开枪自尽了。

　　杰出的作家在爱情遭到挫折时，往往会把痛苦转化成文字，从而使他们的艺术富有尊严和高贵。雨果在妻子阿黛尔成为朋友圣伯夫的情妇后深受刺激，但他很快重新振作起来，出版了《巴黎圣母院》。斯丹达尔在他对马蒂尔德的爱遭到失败之后写出了《论爱情》。17世纪拉法耶特夫人和塞维尼夫人撰写的小说和信件，也是来源于她们在友谊或爱情方面的体验。

　　魏尔兰与兰波 感情酿造杰作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那些在爱情方面与众不同的作家。例如法国19世纪象征主义诗人魏尔兰与兰波，他们是一对著名的同性恋作家。兰波的魅力使得魏尔兰不顾妻子玛蒂尔德的追寻，跟随兰波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之间流浪。他们不断地争吵、决裂与和解，魏尔兰甚至开枪打伤了兰波的手腕。但正如贝纳尔·布斯马纳在他刚刚出版的《回来，回来，亲爱的朋友》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无法摆脱这种违背自然的感情，而正是这种感情酿成了他们的杰作：魏尔兰的《无言歌》和兰波的《灵光集》。

　　让·瓦里埃在他的《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里，指出杜拉斯一生中的爱情、艳遇和逢场作戏虽然从未间断，但主要有四个男人，正是他们构成了她作品的来源和内容。杜拉斯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她渴望父爱，因此虽然对越南情人的亲吻极为反感，但随后却在他的怀抱里获得了安宁。她的一生都在渴求柔情，她能容忍分手，却不能容忍决裂或抛弃，所以她和交往过的男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萨特与波伏瓦 爱情协议互相受益

　　萨特与波伏瓦的爱情协议早已人所共知，通奸的概念也因此而变得完全过时，有许多人还因为模仿他们而毁了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两人密谈——波伏瓦和萨特：一份爱情协议》的作者哈泽尔·罗沃雷认为，这份协议只是由于萨特的影响力才一度被传为美谈，其实是矫揉造作和不公正的。“他们相互允诺要向对方说出一切，直至最微小的细节。把他们的一生变成一部小说，大概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之一。”实际上萨特是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唐璜，他根本没有遵守不说谎的协议。他的密友尼赞的女婿奥利维埃·托德曾问他：“这些女人，有些以嫉妒著称，你怎样脱身？”他回答说：“我向她们说谎，这是最简单和老实的办法。”“向所有的人说谎吗？”“所有的人。”

　　罗沃雷还指出，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从中获益最多的是波伏瓦。她和萨特的关系向她提供了作品的素材。”“如果她没有经历这些艳遇、孤独、焦虑、等待和嫉妒，她决不会写出《女宾》和《一代名流》这样的小说。同样，如果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所经历的冲突，她也决不会写出《第二性》。”正因为如此，波伏瓦与萨特在订立协议之后，尽管两人之间很快就只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关系，但是她却首先把这份协议公诸于众，鼓吹他们共同创造了“世代以来最了不起的爱情故事之一”，以此使他们成为一对空前绝后的著名作家。

　　当然无可置疑，他们都是杰出的作家，所以才能在进行繁忙的活动和谈情说爱的同时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归根结底，研究这些作家的爱情和作品，不是为了窥视隐私，而是探讨他们的创作动机。其实作家们的爱情与常人无异，但是往往他们把爱情放在首位，因而也为它付出更多的代价。(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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