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书节选：一代名士张伯驹

　　编者按：任凤霞女士撰写的《一代名士张伯驹》一书日前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张伯驹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奇才。他出身贵冑，早年名列“民国四公子”；不惜倾家荡产，抢收中华稀世文物，终以悉数捐献国家；一生命途多舛；富不骄、贫能安，心怀坦荡超逸，性情博雅通脱，实为旷世人杰。《一代名士张伯驹》记述了他传奇的一生，我们特节选如下以飨读者。

　　倾家荡产 慧眼蓄宝

　　清末，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张伯驹收藏的举世皆知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古董商马霁川等手中购下的。

　　这期间经历了种种的曲折和艰险。民国三十五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狡猾的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一边选出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送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发请柬，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徐悲鸿、启功等专家前往审定。

　　专家们十分兴奋。不料审定后，大失所望。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人文徴明书《卢鸿草十志堂》册、宋人《斫琴图》卷、宋高宗书、马和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系真迹外，其余均是赝品。

　　夜半，张伯驹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张的到来，打了个马霁川措手不及，弄得他十分狼狈。马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宝转手洋人，获取暴利，而且最好是自己与洋人直接成交，不通过第三者。所以他不敢轻易地把《游春图》随同其他珍品偷运上海，唯恐惹出麻烦来，不好收拾。

　　马霁川毕竟是位见过世面的古董商，张伯驹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他亲临住地，不卖与他怕是不成啊！但转念又想，这位昔日的阔公子，为了收藏国宝从未吝惜过金钱。国人洋人，管他什么人，只要给大价钱就卖。

　　伯驹知道，马霁川只用数两金子垂手得来的《游春图》，张口竟要800两黄金，显然是在讹诈。自己虽曾家财万贯，但如今已是负债累累，手中哪有这个数额的黄金啊！张伯驹冷冷地直视马霁川，然后将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说:“马老板，此卷我是收定了！”

　　马霁川愣愣地看着桌子上被震颤着的瓷杯，未及醒悟，张伯驹已拂袖而去。他慌忙追出门外说:“张爷走好！”

　　“马老板你可听好，《游春图》万一有个闪失，我张伯驹不会饶了你。”伯驹回首又甩出一句。

　　张伯驹告之于省吾，并与之一起报告马院长，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事隔几日，收到函告: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望君妥处。

　　伯驹心里忐忑不安。他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

　　他驱车北平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张伯驹先进了荣宝斋，坐下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他接着又进了一德阁、德古斋，庆云堂……每进一店铺，都是这番话。

　　张伯驹亲临琉璃厂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传开了……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亦很困难，他同意降价让于张伯驹。

　　伯驹得知后，又喜又忧。喜者，国宝不能转手洋人，忧者，要价仍然太高。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安，几个时辰过去了，客厅里烟雾缭绕。

　　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这所居宅割爱出让。这套居宅本是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华住宅。

　　北平辅仁大学愿出2.1万美金购买，伯驹需款正急，便忍痛割爱。他把辅仁大学的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与两位中间人一起欲将全部黄金交付马霁川，可谁料到马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将要另寻新主。

　　愤懑、忧愁充溢着张伯驹的心胸，他扫兴而归，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当时，他手头实在凑不足这20两黄金。夫人问清详情，宽慰道:“不用急，会有办法的。”说着，便向自己卧室走去。

　　她打开自己的箱子，从箱底层取出一个包裹，递与丈夫说:“差人去把它卖掉。”

　　“陪嫁的首饰，怎好卖掉？”伯驹一声惊讶，默默无语。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终于保住了《游春图》。

　　其实，张大千也一直寻觅此宝欲收之，但见伯驹态度坚决，只好退而作罢。

　　一个月以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愿以500两黄金求张伯驹割爱《游春图》而未能如愿，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从内心敬佩和仰慕这位具有民族气节的收藏家。而马霁川知道后捶胸顿足。

　　诚献瑰宝 世代流芳

　　 1955年末，国家决定发行公债。伯驹夫妇得知这一消息后，动议购买些，为国家建设出点力。可是，拿什么买啊？眼下，除了尚在居住的一座宅院而外，其他能卖的都卖了。为了收藏字画，尚负债数万。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所藏之珍品，但谁都不肯启齿。伯驹视古代珍贵书、画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1941年遭人绑架，生命危在旦夕时，也未曾萌生过变卖国宝的念头。

　　1956年初的一天，伯驹接到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的通知。会上，民政局长希望大家能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全市人民购买公债。参加会议的各界知名人士积极发言，踊跃认购。伯驹终于做出了惊人的抉择。

　　一天，伯驹夫妇早早起来，携带珍品驱车去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我一生所藏真迹，今日尽数捐献国家。”这位海内外闻名的大收藏家，就这么一句极其普通的话。在场之人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

　　人们不会忘记，这珍品是当年这位阔公子不惜倾家荡产，才免于流失海外的，它凝结着赤子的多少热情和心血！

　　人们不会忘记，这珍品经历了战火硝烟和颠沛流离的考验，得以保存至今，记载了收藏家多少艰辛和劳累！

　　后来，国家奖励张伯驹夫妇20万元人民币，但他们分文不取。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褒奖状: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部长 沈雁冰

　　1956年7月

　　伯驹在向国家捐献《平复帖》等八件珍品的同时，还将另一件稀世珍品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主席。伯驹非常喜爱此帖。李白狂放不羁，开一代浪漫主义的诗风，其书法被诗名所掩。他的这幅墨迹帖面苍劲雄伟之中，见姿媚挺秀，一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

　　伯驹割爱，通过统战部同志将此帖转呈毛主席，并在附信中写道：“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

　　毛主席收到此帖，观赏数日，也十分爱惜，后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毛主席亲嘱中办给这位收藏家代写感谢信一封，并附寄一万元人民币。

　　张伯驹另一件珍宝《游春图》，早在1952年就献给了国家。那是郑振铎亲自赴香港收取《韩熙载夜宴图》等三件珍品。第二年春天他又登门造访好友张伯驹。

　　在交谈中，伯驹夫妇获知郑振铎已亲自将一件件的真迹收归故宫博物院，还未及郑振铎开口谈《游春图》一事，伯驹就先开口了:“老朋友，如今是人民的国家，我珍藏的《游春图》也该交回人民的手中啦！”

　　“世人皆知，《游春图》是您用一座豪华的住宅换来的，当年不是张先生收下来，早就流落异邦了。它倾注了您大半生的心血。目前国家虽不富裕，但总要给些报酬吧！”

　　“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

　　张伯驹强烈、真诚的报国之心感动了郑振铎，这位儒雅的学者，紧紧地握着张伯驹的手，两人都从对方的目光中读到了信任和理解，看到了晶莹而透明的泪花。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伯驹将这封信及《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真迹和其他几幅清代山水画轴一起送到了文化部。

　　因伯驹坚决不要报酬，文化部决定奖励其人民币三万元。

　　三万元人民币当时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有谁了解，伯驹还了因购买字画而欠下的债务就所剩无几了。伯驹虽出身于豪富之家，但因他只要见到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伯驹将全部珍品捐献国家以后，一方面夙愿得偿，甚是喜悦，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骨肉离散般的痛楚和知交远别的失落感。

　　敬挽名帅 千古流传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扣人心弦、对仗工整的挽联，悬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个不很引人注目的角落里。这是1972年1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9时许，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现在追悼会上。毛主席面对陈毅同志的遗像，默然肃立。

　　顷刻，他扫视着数以百计的花圈、挽联、挽幛。倏忽间，他像发现了什么！缓缓地走过去，伫立在一副挽联下，周总理和工作人员的脚步紧紧追上毛主席。毛主席低声吟诵:“仗剑从云……遍树红旗。”“中州张伯驹敬挽”，备加赞赏地说:“这副挽联写得好啊！”他沉思了片刻，徐徐转过头来，向张茜问:“张伯驹呢，张伯驹来了没有？”

　　“张伯驹没有来。……追悼会不允许他参加。他们夫妇俩从吉林回来，一没有落户，二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张茜的声音低沉，强抑着泪水。

　　这时，毛主席的目光又回到张伯驹的那副挽联上，良久，他转过身子，对周总理说:“你过问一下，尽快解决。”

　　一副挽联竟然引起了毛主席如此重视，实属罕见。

　　此联用典浑然融化，巧妙贴切至极。张伯驹在联中深情地追忆了陈毅同志非凡的战斗生涯和光辉的革命业绩，赞颂了陈毅同志忠贞不渝的高尚品质，也表达了自己对陈毅同志由衷的崇敬和爱戴之情。所以这副非同寻常的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赞叹。几乎所有的报刊竞相刊载，且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后话。

　　1月6日，陈毅副总理与世长辞。张茜特派人通知了伯驹夫妇。得此噩耗，伯驹老人捶胸痛哭，仰天长啸。他和着泪水书写了上面那副挽联，托人转交给张茜同志。

　　此后，这对老人他们日夜盼望着能够接到参加追悼会的通知。然而，当时的历史背景，怎么会有可能呢？

　　1月11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以沉痛的声音播出了陈毅同志追悼会已于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消息。伯驹这时才知道追悼会已经开过了。知音永诀，连最后致哀的机会也被剥夺，他悲恸欲绝！

　　潘素听到广播以后，冒着凛冽的寒风和飘舞的雪花，上街买回一张《人民日报》。伯驹取过报，他读着头版头条，久久地凝视着陈毅同志的遗像，又低声抽泣起来，一会儿变得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夫人见状，急忙上前把他扶到床上……

　　陈毅的逝世，对伯驹的打击是很沉重的。他，一位旧世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位普通的百姓，国家的副总理曾先后三次邀请他到家里同桌对弈，开怀畅谈，而且陈毅了解他、关怀他、爱护他，与他有知遇之恩，如今……

　　其实，周总理前去医院看望陈毅时，陈毅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向总理讲述张伯驹对国家的贡献和目前的窘境。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章士钊馆长也已向周总理作过汇报，周总理已作了“予以安排”的批示，但是，那种特殊的年代，阻力重重，希望成了泡影。

　　周总理遵毛主席嘱托，又亲自过问此事。此后，进展之快，异乎寻常。不日，章士钊派人将聘请张伯驹为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送到了后海南沿的丛碧山房，并告之，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嘱咐和陈毅同志生前嘱托办理的。

　　继之，所在派出所所长和户籍员主动登门，为张伯驹、潘素夫妇办理了落户手续。

　　网络编辑：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