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反腐败从改善人文环境着手

　　韩国“反腐败·透明社会协议实践协会”2006年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8.9%的普通国民和77.6%的专家认为韩国的腐败情况严重。对于韩国社会不断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62.8%的普通国民和50.5%的专家普遍认为“政商勾结是韩国腐败的最大原因”。

　　根据“透明国际”的评判标准（10分为满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的腐败指数一直停留在4分左右，属于中等水平。国有机构的廉洁度在2002年到2004年分别为

　　监督腐败状况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05年统计了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的“行贿指数”，韩国以4.5分列第47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0个国家中，排名第23位。虽然“行贿指数”反映的只是一个有影响的非政府的组织的评估，但毕竟是评估腐败程度的一项指标，分数过低影响了韩国的国家声誉。

　　2006年11月4日，“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2006年行贿指数”显示，韩国企业得到5.83分，在经合组织30个国家中排在第21位，比过去有小幅上升。韩国虽然摆脱了“最恶劣的行贿国家”这个不光荣的称号，但仍处于“底层”———第3档，是发生行贿行为可能性很大的国家。

　　韩国政府试图根除商业贿赂等腐败现象，但反腐是一项长期性、国际性难题，韩国国内外的企业家普遍认为，韩国政府部门的腐败程度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国民对社会清廉度的评价依然不高。

　　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委员长郑城镇指出了反腐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成果的原因，包括政府的反腐精神未能贯彻到基层，对腐败行为处罚不力，有关机构对改善结构、完善机制的态度消极等等。

　　打击腐败立法先行

　　2004年8月，卢武铉主持第三次反腐败机构协调会议时强调，“任期内将努力使全国性的反腐计划取得成功，使政府的透明度提高一个层次。在国际机构评比中，使韩国的透明度排位从第40位提高至20位以内”。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国首先制定并多次修订了《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具体规范了对受贿公务员、不正当利益获得者、非法敛财者、公职人员渎职行为的处罚。1981年，韩国实行《公职人员伦理法》，并制定了公务员伦理纲领，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公职人员物品申报制度和退休公职人员就业限制制度，防止公职人员接受商业贿赂。韩国还制定了《透明社会实践市民参与宪章》，鼓励国民参与反腐败社会行动等。目前韩国正在准备实施《腐败预防法》、《公职腐败调查处罚法》和《非法政治资金上缴国库特别法》。

　　在健全机构方面，韩国设立了监察院，负责审计、监察和纪检三重责任；组成了“行政改革调查委员会”，通过行政制度和体制机制改革消除商业贿赂；组建“社会净化委员会”，发起“社会净化运动”，通过全民参与清除商业贿赂行为。此外还成立了“腐败防止委员会”(2005年改称国家清廉委员会)，专门协助总统打击腐败。

　　自2003年起，韩国每年实行对全国所有政府和公共机关清廉度调查举措，面向社会全面调查资金账户往来、不法收入证据和民间举报等情况。检查上述部门机关是否存在接受商业贿赂、谋取不法利益、接受吃请、收礼超标、参加高档娱乐和不法的有偿经济活动等行为。根据调查结果最后得出各机关的清廉指数进行排名，这项措施成为韩国反腐败和防止商业贿赂的一个关键性措施。

　　同时韩国彻底实行了金融实名制，并大力提倡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大大压缩了商业贿赂的滋生空间。韩国将公共采购信息全部集中于一个网站，所有招标信息都在网站上公布，所有企业都可以在网站和报纸上获得信息和相关文件。这一完全透明的管理，使政府官员无法干预采购，公共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无处藏身，而且通过增加投标机会和加强公平竞争，还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此外韩国经济界团体也呼吁实行伦理经营、透明经营，净化商业环境；提高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透明度，建立内部举报制度等。历经多年反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韩国的腐败程度逐渐减轻，商业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清廉度明显提高。

　　建设清廉的人文氛围

　　卢武铉曾多次表示，“对于清理腐败问题，将对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从严重的结构性腐败开始进行清理，不仅要斩断其枝叶，还要连根拔起”。

　　2006年，韩国政府提出了反腐三大目标和五大推进方向，三大目标是廉洁的公务员、透明的政府，以及通过建设健康社会提高国家竞争力；五大方向包括：推进定期反腐败活动并改善制度，促进反腐败实践活动，鼓励国民参与协商，保证举报、处罚的实效性，努力制定高效的实质性对策。

　　2006年3月9日，韩国政府、政党、工商界和市民团体等各界代表签订了《反腐败·透明社会协议》，其目标是建立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协议内容主要包括：非法政治资金上缴国库，修改国会议员不受拘捕的特权制度，严格管理腐败公职人员的再就业，清除账务欺诈惯例及加强会计透明度，引入股票全权信托制度，鼓励居民参与立法等等。

　　2005年4月，韩国修订了《所得税法》，规定政治界人士和公务员受贿被查，不但要退回赃款和赃物，接受法律制裁，还要按照受贿额缴纳所得税。2005年7月，韩国国会通过了《腐败预防法修正案》，将举报腐败的奖赏金上限从2亿韩元提高到20亿韩元。该法还规定，对报复内部举报人，不仅会被处以罚款，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加大了对举报人的保护力度。韩国不断严格法律完善制度，健全成熟的市场机制，已经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反腐制约机制和系统。

　　韩国经历了长期的独裁、权威主义时代和经济急速发展期，政府、企业和国民之间相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形成了权威至上、结果至上、熟人优先、公私不分、盲目逐利和讲究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特征，直接损害了行政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成为腐败的诱因。

　　同时这些生活现象和文化特征不仅导致了个人的腐败违法现象，还引起了集体性、组织性和结构性的腐败行为，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各成员间的互不信任，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如果韩国国民的上述文化特征、行为意识和生活方式不加以改变，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环境不会彻底消失，反腐制度和系统很难取得实效。

　　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已经决定，从2006年起将“改善重视人情和关系的社会文化”作为反腐政策的核心战略，完善制度的同时，推进透明公正的组织文化和国民生活文化实践运动，以实现先进的清廉社会。

　　链接

　　 韩前驻港领事受贿案

　　2005年1月28日，韩国大法院对前驻香港领事馆负责签证事务的领事李正宰的上诉案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判处李正宰6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亿5000万韩元。

　　李正宰从2000年3月到2002年2月，向不具备入境资格的265人发放了签证，先后36次共收取176万港币(约合2亿5000万韩元)，因而被拘留起诉。

　　首尔市副市长涉嫌受贿

　　2005年5月6日，首尔地方检察厅以涉嫌收受1亿韩元贿赂为由，拘传了首尔市行政副市长梁允在。

　　据调查，梁允在担任清溪川复原工程本部长期间，接受多名建筑商数亿韩元贿赂，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取消了有关地段的建筑物高度限制。

　　法院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中的受贿条款，于2005年6月27日判处梁允在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亿5500多万韩元。

　　农协会长涉嫌受贿被拘捕

　　2006年5月10日，韩国大检察厅表示，韩国农协中央会会长郑大根在向现代起亚出售办公楼的过程中受贿数十亿韩元，已于早些时候被拘捕。

　　现代起亚以低于市价(3000亿韩元)700亿韩元的价格买下了农协的办公楼，大检察厅怀疑其中存在权钱交易，在调查过程中掌握了多项证据。大检察厅还认为，除郑大根外，农协内还有2至3人从中受贿，并且已经取得了现代起亚会长郑梦九的供词，目前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

　　韩国最大外资公司腐败案

　　韩国检察官2004年1月4日宣布，美国IT业巨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在韩国的分公司卷入一宗腐败案，这是韩国有史以来最大一宗涉及外资企业的公司腐败案。

　　检察机关说，IBM韩国公司及其两个兄弟公司———LGIBM公司和Winsol公司的管理人员向韩国官员行贿，并与其他公司合谋，以确保获得政府方面价值660亿韩元(约合5500万美元)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