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复得的“儒商”帽子

　　从子贡算起，山东人把“儒商”这顶帽子弄丢了2000余年。最早的富商陶朱公是商业的大户，只能称为争鸣百家之中“商家”。有“政府”背景的子贡却不同，他信奉儒家思想，在山东地区从事“物流业”，成为中国第一位“儒商”。

　　实际上，在列国混战、各国资源需要交流之际，各国囤积商品的商贩应当很多，子贡却有独特的“儒商”基因：首先他有“商家”的技术性手段，仓储管理，物流管理，现金

　　可以看出“儒商”产生的地域特点，在横跨数千里的大物流中，在财源流动的主干道上，“儒商”却是严守着仁、诚等儒家准则。奇怪的是，子贡以后山东就再难有真正的“儒商”。自从汉武帝打通了“环渤海经济圈”，以及隋炀帝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以后，山东成为全国乃至于东亚物流业的中心，但是他们“儒商”的风头却没有再现。

　　“儒商”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经济史上每次“儒商”的爆发，都包含文化上和经济管理领域的进步，与商业思想的圆融等种种苛刻的条件。明代王阳明提出了新儒学，造就了晋、徽儒商的辉煌。晋、徽商人弄明白了儒家荀子“义利兼有，以义制利”的义利关系，坚守“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的商业操守，他们的生意做到全国，甚至垄断了对俄恰克图的贸易，建成了辐射欧亚的商圈。

　　纵观古今中外，中国“儒商”算不上最优，却代表了中国商人的“道”，成为最符合中国地域特点、民族文化的商界精英。在山东，海尔的员工称张瑞敏为“传道士”，给他戴上了“儒商”的帽子。作为资产千亿的企业老总，张瑞敏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用儒家思想的轨迹推进海尔进入全球名牌战略。哈佛商学院把他“人为本”的管理经验编入教材，张瑞敏的“人本主义”管理模式不仅具有民族特色，更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管理。

　　在当前国际大物流充分展开之际，《恒源祥21世纪战略蓝图》中提出从“‘民羊’到‘儒商’”的转变，将使恒源祥从面对国家民族的“民羊”变成面对世界的“儒商”。恒源祥说出了张瑞敏没说出来的话———“儒商”不是不去发财，而是找到国家之利与企业之利的最恰当的中间点。山东人看重“儒商”这顶“帽子”，证明了山东人在文化战略与经济思想上的巨大突破，也让众多的企业家看到，成为“儒商”的必备条件。本报记者傅淞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