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 另一种记录中的昭通

　　■文/刘俊升

　　世间的人事大凡一旦断裂，就往往再难接合。可是也总有例外，它们历经数次折断、挫裂，却可以在艰难的时光里，仅仅凭借着空气、阳光、水以及土壤里的养分再生、再植，倔强而无声地生长成它们自己最初渴望成为的模样。

　　我们把昭通置于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大脉络中考察时，就会发现这种独有的个性，以及它顽强的生命力。

　　豆沙关

　　从四川宜宾进入云南，这是历史上中原入滇经常选择的一条道路，也是以往最为便捷的一条道路。公元2006年我的滇地之行从这里开始可能是偶然，于历史却是必然。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蜀郡太守李冰开凿僰道后，大约又过了29年，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公元前221年）为进一步经略云南，派大将常颔将之前所开凿的僰道延伸到了建宁(今曲靖境内)，史称“五尺道”。中原文化的南渐就必然使得昭通处在了“五尺道”枢纽位置上，这里也必然得风气之先，成为云南最早融入中原文明的开化之地。

　　然而，两千多年后这个秋天的深夜，在从宜宾开往昆明的火车上酣睡的我，对那一截被称为由蜀入滇的第一段险途，自然是浑然不觉。

　　次日黎明约5时许，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昭通，那一瞬间，印象中只有两个字：平实。当然是黑夜遮蔽了这一切的，遮蔽了湍急的关河将险峻的石山一穿为二，巨大石门锁住的历史；遮蔽了岩壁上“滇南枢纽”、“其险也若此”的刻石；甚至遮蔽了更多……

　　邹长铭先生停顿了，但显然不是我猜测学者在阐释问题时，一般会有的那种姿态。他的论点、论据不期然与另外一些注重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专家交叉了，他在努力导引出一个让人吃惊的结论：近几年，史学界关于早期氐羌氏在西南地区活动与我们已有的文字之间的关系。那么……

　　昭通市委宣传部外宣科的马科长知道我是夜里进入的昭通时，她便立刻问我的采访行程，在确定我不会折返去看豆沙关时，她就没有再说什么。但我却从她的脸上看的明白，显然，那里是昭通的一个节点。

　　后来，我在巧家和邹长铭先生论及这个节点时，邹先生说，从秦汉至唐宋，昭通盐津的豆沙关应该说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研究这之前的昭通文化，也就是朱提、乌蒙包括堂琅文化，就应该放开一些，譬如元谋人之后的“昭通人”、杜宇、千顷池等等。

　　早期智人化石

　　1982年，昭通市北郊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化石”，距今约10万年，称“昭通人”。他说，约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的大概六千年岁月里，这里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生活。但是最重要的还不在于此。

　　西周末至春秋初期时的杜宇凭什么入蜀的呢？教民务农！先进的农耕文明应该说是当时的昭通带去的。邹先生脸上的表情一时间丰富起来，这和市委宣传部的孙副部长与我谈及这一段时的表情，几乎是一致的。

　　当然，得到了蜀民拥戴的杜宇，当了蜀王，号"望帝"以后并不能解决成都平原上的水患。学者的论述总是完整，他不会搞广告式的宣传，中国的学者一般意义上都这样。

　　后来，我在网上搜索这种论点时，发现1983年中国科技大学科研处《科研情况简报》第六期论文公布，说对安阳殷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检测，三千年前，那些中原的青铜器的铜矿竟来自今天云南永善和巧家一带。而且战国至秦汉，许多墓葬出土的器物，就具有滇文化“刻画符号”的特点。

　　那么，与中原文明还未发生史籍上称为的融合之前，古昭通文明竟先于我们后来所说的黄土文明？如果沿此现象推论，四川三星堆那些怪异的青铜器？金沙遗址的图腾？以及巴文化？楚文化？

　　邹长铭先生停顿了，但显然不是我猜测学者在阐释问题时，一般会有的那种姿态。他的论点、论据不期然与另外一些注重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专家交叉了，他在努力导引出一个让人吃惊的结论：近几年，史学界关于早期氐羌氏在西南地区活动与我们已有的文字之间的关系。那么……

　　这让我们不能不想到--早期氐羌氏在西南地区活动与我们已有的文字之间的关系。

　　但是，目前并没有更多的考古实证，邹先生说。史籍纪录下的人类活动太有限了。那么千顷池文化也是这样了？我问。

　　也是。他说，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在云南昭通，在中国西南地区有很多。

　　数次断裂的历史

　　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刘彻一改汉初的“闭蜀故徼”重开“南夷道”，并在西南诸地置郡设县，昭通随即成为了汉家的朱提郡，代表着中原文明的中央政权进入昭通，但是，也随之拉开了此地与中原王朝起落兴衰的历史。其后数次断裂，更是让人感慨不已。

　　第一次断裂是两晋以后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断裂是从五代十国开始的，唐天宝对实行云南的“羁縻”之策，继之而来的最糟的便是“宋挥玉斧”，那个武夫在吃透了市井文化和犬儒哲学之后，大渡河以南中央政权的真空。在南沼、大理相继立国之下的昭通其汉文化的局促与断裂，是不难想像的。“乌蒙”是那一千余年间的名称。

　　为此，再去思量豆沙关上袁滋说的“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严，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时，能够读出的，我只能是一种痛。

　　公元1253年，忽必烈进军大理。次年，兀良全台受命打通与四川驻军会师的通道，率兵征乌蒙。其后又过了25年，置乌蒙路，这竟是昭通从天宝以后中断了五百多年建制后的事情何况，元朝的生命期和中央集权的行政质量总是相对的。

　　再续中原文明，但是后者的粗鄙与秦汉的文治武功相比，却在气度与眼界上有着难以述说的高下。

　　无论朱元璋“调北征南”之举，还是形式多样的“屯田”之策。大量的内地移民几乎都成为了昭通明清时期，楠木与铜矿的承担者。《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略》说：“（沐）英还镇（公元1398年），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万入滇……（沐）春镇滇七年（公元1392－1398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以至于姜亮夫先生在其《昭通方言疏正》一书中说：“（昭通）为四会之地，其语以北语为言，而兼有取于山左、关东、蜀、黔、三楚、赣、粤、下及吴越……语音类化四方。虽远至辽东，亦仿佛可通气”。

　　清雍正五年(1727年)“改土归流”，“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鄂尔泰所谓“蒙而不通，昭而通之”其目的不过仍就是“变蛮夷渊薮而为文物之邦。”据《民国昭通到志稿》载：“雍正间平定后……且昭与黔蜀相信，地当北道，商贾谟因聚，当其盛时，四城皆有当铺及毛货店，均系陕人。在乾隆中，乐马厂大旺，湖广人相率而来，不知凡几。右江人贬运布疋，不设号贸易者尤多，远及闽粤之人亦闻风蚁附。既来则安居乐业，长养子孙，久之悉入昭籍。”据说，乾嘉60年间，来昭在鲁甸县乐马厂开采冶炼“朱提银”者，竟达10万之众。“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当不是妄言。

　　行走的某些章节

　　现在的昭通城，始建于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距今不足300年。其实在汉以后昭通历史更多的担当，就是桥梁和纽带，一旦这种作用弱化，昭通就变得封闭落后。但历史毕竟在行走，反过来，一切行进者皆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这部历史的某些章节。或许这就是一种精神。

　　1963年春在昭通城西北后海子中寨发现的霍承嗣墓和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昭通白泥井出土的孟孝琚碑。我一到昭通，市委外宣办的小扬就劝我要去看看，用他的话说，那是在昭通市里宝贝。

　　次日一早，市文管所的丁副所长就在昭通三中等着了，这让我当时还真过意不去。当所长用钥匙去打开专门为保护它们修建的展室时，才让人觉出昭通人对文化的珍视程度。

　　墓用石砌，平面呈正方形，顶为覆斗状。墓顶与四壁绘制着斑斓的壁画，墓主画像高约50厘米，红袍黑帽，盘足而坐，石手执扇。像的左上角，有8行题记。太元二字就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距今差不多1600余年了。而现在的昭通城，从始建于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算起，还不足300年。

　　孟孝琚碑是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的文物，梁启超说它可见出“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所以，此碑一出，随即震动朝野。从所长的讲述中，我似乎感受到了这一墓一碑的发现和保护分明就是昭通文物志的开篇。而最有意思的是，它们一前一后都遗址搬到了昭通当年最好的书院里。用这种方式重教，足见其用心。

　　而近代史上的这条渐进修复起来的文化通道也确曾风云人物迭起。1946年6月21日病故于齐鲁战场上的，陈毅元帅称赞其“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的罗炳辉将军，昭通彝良县角奎偏坡寨人。龙云，彝族，昭通市昭阳区炎山乡松乐村营盘人。1928年，任云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后，龙云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卢汉，彝族。昭通市炎山中寨村人，龙云的表兄弟。“七·七”事变后，率国民党第60军与倭寇血战台儿庄，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宣布反蒋起义。

　　从这些昭通人物的生平，我们应该可以看见华夏文明的特质，在国家民族大义的面前，这些人可以弃生死、利益，为文明的根脉死节。而反之，那些饱受文明熏陶，文化浸淫的中原与江南却是鬼魅同汉奸层出不穷。虽然时间过去了70多年，却还让人得不断思考文化的另一个面。

　　历经沧桑的北起四川内江，南至云南昆明的内昆铁路，像是也在回应着昨天的某些断章，从石门道走来的这一段历史，在经历213国道穿插与纵贯之后，一定会穿越刀削般的绝壁以及雾瘴弥漫的大峡谷，抵达它一直努力找寻的摸样。

　　离开昭通，我选择了那条尚未完全修成的沿江公路。从巧家去会泽的娜姑镇，金沙江侧乌蒙山脚的碎石路上，颠簸中，我的双手一直没松开做“摩的”生意的小伙子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