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辩证观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需要多元化，这已是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对国家的崛起也应作如是观。除了更为形象之外，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并没有本质区别。

　　崛起的中国需要更多耐心和创新，也需要更多自信心、宽容心和责任心。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说过，历史虽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是了解迄今为止国家、世界秩序的兴衰是现代政治领袖面临挑战时唯一可资借鉴的经验。央视新近播出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大国崛起》其实就是这种努力的证明。

　　翻开崛起大国的历史，我们会生出沧海桑田的感慨，“其兴也骤”者凤毛麟角，而“其亡也速”者则往往而然。国家的崛起并不是处于巅峰时期那一刹那的风光无限，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见得大国“台上一分钟”的荣耀，也莫忘了他们“台下十年功”的艰辛。由此想到中国自身，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引发了大国崛起的话题，但只看到结果而无视历史过程是有失公允的。孙中山先生在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勾勒中国崛起蓝图的努力。可以肯定的是，即便等到中国GDP占据世界首位的那一天，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完成。

　　另外，随着时代发展，继续拿着大国兴衰更替规律来简单理解大国崛起值得商榷。诸如渲染中国崛起“威胁论”者，似乎固守天下必一国一家之私物，姓了李唐便姓不得杨隋，允许美国称雄便容不下欧盟、东亚发展，把大国崛起视为大国称霸的逻辑是要不得的。与此类似的崛起观还体现在“唱衰论”上，部分国人摆出一副“一山不容二虎”的架式，呼唤中国崛起是不是要以证明甚至推动他国的彻底衰落为前提？世界需要多元化，这已是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对国家的崛起也应作如是观。除了更为形象之外，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并没有本质区别。

　　探讨大国崛起除了要思考崛起意味着什么，还要想清楚崛起之后究竟要干什么？正所谓“谋定而后动”。就算我们无法全面描述中国崛起和未来的走向，但有些覆辙却万万不能重蹈。历史证明，大国崛起的经验各有不同，但大国衰落的经验却是共同的。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曾经说过：“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这对我们半个世纪之后谈论中国崛起仍然警钟长鸣。须记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原本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对未来世界格局和中国发展给出的“内圣外王”之道。

　　国家的崛起依赖于诸多清醒的判断：外部条件是必要的，对现实的中国而言，一甲子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更长，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内部条件，在任何时代都可能有大国崛起，同时也都有大国衰亡，孟子之言极是：“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文心雕龙》里“崇替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目前我们尤其需要具备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经济持续增长、军事实力壮大了，是不是意味着真正“赶英超美”时代的到来？费孝通先生1945年在《初访美国》中分析美国崛起的优势在于“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即科学和民主的进步，中国真正的崛起也要求我们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赶上甚至超越美国。放眼看去，大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从来都不是借来的、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求索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长期实践积累。那些盲目自大、骄矜自持之徒在遭遇挫折之后往往就是妄自菲薄之辈，只会成为未来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一帆风顺的，中国也不应该例外。

　　我们都知道，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在这句话前面还有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人如此，国家亦然，崛起的中国需要更多耐心和创新，也需要更多自信心、宽容心和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