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由选择性到制度性公开有多远

　　有媒体报道，自明年5月1日起，广州市民可以就任何政府信息向有关部门提出公开申请，不依法公开政务市民可起诉，但能否公开，要通过该部门审查。包括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领导成员廉洁信息等八项信息则不需要公开。

　　从某种程度说，“廉洁信息”是当前公众最为关心、最想知道的信息内容，将此纳入到“国家秘密”的“待遇”中保护起来，确实是一大遗

　　从技术层面看，广州市的这种“选择性公开”，倒是一种务实之举。如果现在真的全面公开领导廉洁信息，而没有多少可信度甚至是冠冕堂皇的廉洁信息，又有多少实际意义？所以，在信息公开这个公共治理的选择路径上，应该是温和、渐进而不是急于求成，甚至冀望一步到位，应该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制度先行，行而不乱。

　　近年来，信息知情权对于普通公众，以及对于责任政府的建立，已经越来越作为一个课题摆上日程。但是到底怎样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呢？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的“经验”只有一个，那就是都通过立法来规范政府在信息处置中的权力，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在当前，我们或不必一味着眼于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的面面俱到、尽善尽美，首要应该是反思如何通过立法来规范政府在信息处置中的权力等“基础秩序”的建构。再就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首先要保证所公开的信息一定是真实的，否则就要问责，就要追究责任。通过一个逐步的推进和完善，实现一个由“选择性公开”到“制度性公开”的跨越与提升。

　　总之一句话，信息公开，制度先行，行而不乱。如果几个基础性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基础秩序”无法建构，那么即使现在将“廉洁信息”纳入公开内容，或者扩大公开内容的范围，也可能徒有其表，或者始乱终弃，最终流于形式。

　　石敬涛(作者系山东资深评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