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推荐：中国官僚化传统与“公务员热”

　　11月25日，全国50万人走进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考场。据悉，2007年中央公务员考试报名者高达114万人，合格报考人数超过74万人。这些考生中最终能走进公务员行列的只有1.2万余人。

　　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竞争日趋激烈。2005年，中央公务员考试的录用人数与合格报考人数的比例为1：37；2006年的比例接近1：50；而2007年，这一比例将超过1：58。

　　■汪丁丁

　　1949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的结尾预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

　　与欧洲的“市场社会”相对而言，我们的社会似乎应该被定义为“官僚社会”———嵌入在这一社会内的市场经济，似乎正在逐渐被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内的远为强大的官僚化传统，重塑为一种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

　　今日所谓“公务员热”，只是上述“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社会演化趋势的千百种表层现象之一种而已。虽如此，我们仍可借讨论这一现象来剖析我们的社会。

　　一个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双重职能———既要提供与旧制度相维系的公共服务，又要提供与新制度相维系的公共服务。

　　所以，不难想像，这样一个政府的权力不仅保持了权力扩张的本性，而且为使相互冲突的政府服务达到“道德合法性”所要求的足够显著的净效果，它还必须产生超过权力本性的那种扩张冲动。

　　于是，从经济学的“明智的自利”角度看，惟一的出路在于———这仅仅是可能性———我们政府的精英们最终意识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在远未产生足够的来自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衡力量的时期，政府必须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尤其是限制征税权。

　　最后，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且迫在眉睫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由“公务员热”引出来的，那就是休谟曾经描述过的：与其接受单一的恶；不如接受多种的恶，借助恶与恶之间的对抗关系，社会获得善的后果。既然不能没有权力，那就应当有多种权力的制衡关系。这一权力制衡关系要求立法权或司法权的权力，来源于真正独立于执法权的权力。

　　（本文原载《财经》杂志，本报有删节）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