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场大火，我只是拿着一桶水救火

　　一位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的香港青年，放弃华尔街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对艾滋孤儿的资助。杜聪坦言－－

　　艾滋病是场大火，我只是拿着一桶水救火

　　核心提示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这几天，艾滋病再一次成为社会热点。毕竟，这是一种关怀。寒冷的冬天里，关怀可以让那些已经绝望的人们略感温暖。

　　这里面，就有着杜聪和他的“智行”义工忙碌的身影:在河南、安徽、山东萧条破败的农村里，他们给近4000名的“艾滋孤儿”交学费、派鸡蛋；在广州、上海暮色掩盖的公园、酒吧、桑拿里，他们给“同志”派安全套、宣传防艾知识……

　　而早在半个月前，杜聪就为了传播这份温暖而奔波:到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演讲，课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学生争着报名做义工；在上海举办艾滋孤儿画展，16幅题为“我的愿望”的画里，阳光、家园、花花草草……简单温暖的线条，悲悯与感恩的情怀，让观者潸然泪下。

　　在这个39岁、斯文敏感的男人头上，有很多光环:从哈佛大学硕士、华尔街新星，到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艾滋孤儿福星，还有首次荣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世界杰出青年”的同性恋者，但他最喜欢的称呼只有一个:“救火队员”。

　　沉痛

　　有的孩子发誓长大后找“血头”报仇

　　如果不是2001年寒冬在河南与“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的见面，杜聪今天可能还是美国金融业的精英，过着体面宽裕的生活。

　　那次，70几岁的高老太太颠着小脚，带着他走了河南十几个村庄。一个个毫无尊严的生命让杜聪痛苦不堪。他想不到一个小村庄里能集中这么多的苦难。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是在什么时候？

　　杜聪(以下简称“杜”):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旧金山，我还是中学生。先是同性恋，后来是普通人，都死于同样的怪病。当时旧金山恰好是高发区，就像2003年非典那般恐慌，人人自危。直到一天，一直很欣赏、栽培我的数学老师也忽然死了。这给我极大的震撼，我甚至感到自己的前途会毁于艾滋。

　　记:但真正将这种震撼，转变成为资助艾滋孤儿的行动，是始于2001年？

　　杜:是的。在华尔街工作4年后，我被派到亚洲拓展业务，有许多接触中国内地的机会。2001年，我决定去河南农村看一看。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间的苦难，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的病人，躺在病床上。我们就坐在村边，看着外面的一个玉米田，天气很热，这真是一场国难。我们几个大男人都哭了起来。

　　最让我牵挂的，是那些父母双亡的孩子。如果我多赚几年的钱，然后才做这个救助的行动，才去帮这些艾滋遗孤的话，已经太晚了。

　　记:你可以业余做义工啊？

　　杜:我不想带着一沓钞票去，看到谁可怜我就给谁。我想建立一个有系统，可延续、可铺开的体制，亲手把这个救助体制建起来。当时除了我，我想不出有其他的人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才全身心地投入。

　　记:好像当时你母亲的反对是最激烈的？

　　杜:对啊，她觉得把你送到哈佛，念书毕业，不是用来做义工的，有点浪费。而且你为什么那么关心一群跟你毫无关系、那么遥远的一群孩子？她很不理解。

　　但我说，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崩溃的，可如果我不做，很多孩子的悲剧就要发生。我看到有的孩子臂上有刺青——“仇”、“残”、“忍”。他们发誓长大后找“血头”报杀父之仇。如果现在社会将他们当包袱甩掉，将来他们会让社会背上重负。

　　欣慰

　　有几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广东工作

　　一次家访，一位母亲哭嚷着哀求杜聪救她患艾滋病的儿子。她丈夫已去世，旁边有个小女孩，是患病孩子的姐姐。杜聪摸着女孩的头，向母亲承诺:“我救不了你儿子，但我保证让你女儿读书。”这女孩读书至今。

　　记:具体怎样帮孩子？

　　杜:感谢高耀洁，把她的经验和教训都教给我，让我从一开始就避免她走过的弯路。例如:钱绝不能给孤儿及孤儿家庭，而是交给学校，以免孩子被亲族当“摇钱树”，或钱被挪作他用。还有，要以助养替代寄养，防止孩子被虐待、拐卖。

　　记:所以你一直支持原住地助养助学，反对为艾滋孤儿专设学校或孤儿院。

　　杜:是的。孩子在封闭式的、标签式的同一背景中成长，不仅难以完成社会化过程，甚至会产生精神障碍。退一步讲，即使孩子本身正常，但当融入社会的他们被人知悉成长背景，身份歧视在所难免。所以，“智行”的宗旨是:“让艾滋遗孤在普通学校跟正常学生一起受教育”。

　　记:怎样扭转孩子的冷酷仇恨心理，矫正依赖的乞丐心态，懂得感恩、关爱别人、怀有回报社会的责任？

　　杜:心理关怀比助学难做得多。我借鉴非洲“艺术疗伤”(ARTTHERAPY)模式，让13岁父母双亡的小芳画《我的愿望》。她画了一所房子、一棵树、一轮太阳。标题是“我想快快长大”。我解读为:“她想快快逃离带给她噩梦的村庄，渴望在新的环境里重获新生。”不约而同地，不少孩子以画托梦——医生在给病人注射，针管上写着“抗艾新药”。

　　虽然他们受到艾滋病影响，从小失去父母的关爱，成长的道路更坎坷，但我们在画里看到希望，他们对世界没有放弃、没有仇恨，我们尽量帮他们实现梦想，让孩子们有尊严地活着。

　　记:你还组织孩子们的夏令营？

　　杜:七八月学生暑假期间，组织夏令营。今年想带他们来广东，但因为洪水铁路中断，只好去了上海，明年还会组织来广州。

　　孩子慢慢在长大，我们的工作也面临转型。现在有超过100个大学生受到资助，今年暑假有16个回到农村，给同村的孤儿做家访、发营养品。他们是过来人，更有说服力，让邻居弟弟妹妹受到鼓舞，自己好好读书，也可以像眼前的大哥哥一样，改变命运走出艾滋病阴影。

　　其实我资助的近4000多名孩子中，真正受感染的只有200余人，大部分孩子都是健康的。现在有几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广东工作，做公务员的，做教师的，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的经历，现在生活得很好。这让我很欣慰。

　　冷静

　　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救一个是一个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7.8万名艾滋孤儿。背后还有更多的隐性数字。“我要是千手观音就好了。”面对杜聪的苦恼，同为“同志”的白先勇先生点拨:“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救一个是一个。”

　　《海星故事》亦是他“挺不住时候”的强心针——爷爷带孙女儿在沙滩散步，只见成千上万海星被潮水冲到岸上。暴晒之下，不少海星危在旦夕。爷爷将一只海星抛回大海。孙女困惑地问:“成千上万的海星，你都能扔回去吗？”爷爷答:“我救的海星只是万分之一，但对回归大海的海星来说，就是全部。”

　　记:这几年最大困难是什么？

　　杜:首先是当地政府官员的态度。有些人认为，你不是政府的，是民间草根组织，甚至是反政府的。他们怕揭家丑，影响招商引资，农产品没人买，当地人出去打工没人要。

　　我跟他们解释:这是一场大火，我们是来协助你们灭火的。我不是警察，要来调查谁放的火、追究谁的责任。我们的目的很简单，灭火救人。我们也从不公布具体村的名字。

　　记:筹款也是你的压力？

　　杜:你们报业集团的南方周末曾采访一名受资助的艾滋孤儿，说起做噩梦，最怕下学期杜叔叔不来，没钱读书。我当时看了，直流泪。说明不但我有募捐的压力，连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我帮助的人越多，就意味着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越大。一定要注意平衡。

　　每个孩子一年学费是1000元到1200元，我头几个学期是拿自己的积蓄，还有朋友的接济。现在基金一年维持运作需要四五百万，其中三成来自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的防艾基金；还有七成来自香港的私人、公司。

　　现在有14个专职员工，他们有的曾留学美国，有的是清华大学毕业，现在拿的工资肯定比他们在外企要少很多，但很感谢他们能一直坚持，做得那么好。对于我们来说，赚钱不是第一位，能帮助到更多孩子，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荣誉

　　杰青关乎贡献，而不是性取向

　　杜聪与白先勇先生在十五六年前就认识了，去过他在美国的家，也和他的男朋友王先生吃过饭。白先生在1990年前后勇敢“出柜”，承认自己的性取向。白先生与王先生在一起十几年，互相扶持，是圈内典范。后来王先生患癌症去世，白先生为此耗尽心血到处求医，这段感人故事后来写在他的散文《树犹如此》中，感动了很多人，也感动着杜聪。

　　记:你的备受关注，还在于你是第一个拿到“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同性恋者，而且你一直公开承认自己是“同志”？

　　杜:当时评选答辩的时候，我说:“杰青关乎贡献，而不是性取向。”我大学时已经和男朋友同居。有次父母来看望我，我们也没有回避，继续照常生活。他们看在眼里，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我通过这种暗示，让双亲接受了事实。

　　1998年我与朋友创立了“智行”这个慈善组织。当时创办的初衷是希望能推动平等，创造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正如大多数人用右手，也有左撇子一样，异性恋与同性恋也同时存在，希望大家能以平常心对待同性恋。

　　记:但这几年，也有一些圈内人骂你？

　　杜:是有很多“同志”说我:我们努力去除“艾滋”与“同志”两者之间的等号，你为什么还要不断宣传？这种指责没有道理，“同志”确是高危人群，尽管目前没有像美国一样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人群，但比例也很高。现在全社会都在宣传防艾，“同志”人群为什么要逃避？这样只会导致更高的感染率。我尽量回避这些无谓的争闹。

　　坚守

　　非政府组织在前线，对民间情况更了解

　　为给病人补充营养，“智行”还发鸡蛋，1个病人5斤。河南某村入冬，发了毛毯257条。杜聪望着夹着三条毛毯的老人的蹒跚背影落泪:“她家有三个艾滋病人啊……”

　　记:现在中国有很多热心公益的NGO(非政府组织)，一直还在徘徊。作为比较成功的NGO，你觉得如何找到合适的定位？

　　杜:NGO的作用在于:决策者往往高高在上，难以全面了解基层情况。而NGO在前线，对民间情况更了解，可以倡导政府做一些事情，更有效果。

　　例如，我在哈佛演讲时，听到海地的经验，就在河南一些农村推广、发展妇女做督导员，每天到邻居家家访、看他服药、发鸡蛋。后来吴仪副总理去，官员跟她介绍，她马上拍板，由政府出钱，发展更多督导员，让更多感染者受惠。

　　好比中国有500个单位，不少是毛坯房，需要装修。我们NGO就像好的装修师傅，有好的创意，但力量有限，但可以精心做出一个模范单位，让政府官员，例如吴仪副总理来看，然后政府把好的装修方案推广出去，让大家都受惠。

　　本报记者陈枫

　　图:

　　杜聪在向家有艾滋病人的村民了解生活状况。

　　“智行”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