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集体决策”就能保证炒股挣钱吗？

　　马红漫

　　日前，教育部向各高校发出通知，要求高校对本单位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开展一次清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查出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将坚决予以查处。这样一次突然进行的清查行动起因于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在担任校长期间，将校方1亿元资金用于炒股，造成损失3758.83万元。

　　经查证，天津大学用于炒股的资金，是除政府投入、学生缴费之外的自筹资金，由于国家政策在这一领域留有空白，因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使用该笔资金用于资本市场的投资并不属“违规”，单平的问题和错误只是在于其投资股市的决策未经高校领导干部的“认真组织论证和集体决策”。

　　事实上，高校把自有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几乎是国际通行的惯例，是实现高校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举措。例如耶鲁大学的财富平均年增长17.4%，就得益于在期货市场、房地产、股票等方面的投资收益。所以，中国的高校借鉴国际经验，那么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将自筹资金投资资本市场当属正常。在这样的共同语境之下，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够保证高校投资资金运用更加合理和科学？

　　从我国目前高校管理层结构来看，往往是“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校管理层往往出身于科研精英和教学骨干。然而，这样的学术人才未必掌握资产运作管理的要领。所以，在该体制结构下，即便把“集体决策”落到了实处，但是由于决策者缺乏投资知识和经验，其集体投票的结果也并不能保障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与国内不同，国外知名大学自筹资金的投向，一部分是由资金提供方事前做出规定并进行监督。比如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很多就被捐赠人设定投资到某个特殊的领域。另一部分则是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负责具体的投资决策。比如斯坦福大学就是通过斯坦基金福管理公司进行资金运作，该公司的董事会一般有三名信托人、一些投资和房地产的专业人士，还有来自学校商学院和经济系的代表组成。而正是在运作中依靠了专业化的投资团队，高校投资操作的成功率才得以保证。

　　中外高校投资管理体制的对比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事业等一些曾远离市场经济的领域也必将步入市场改革的过程，然而这样的变革，首先需要尊重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