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桥”事件中的协商缺位

　　■毕舸

　　深圳宝安区一条连接两个街道的公路桥，被有关部门用水泥墙封死，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据了解，桥是福永一工业区管理部门封的，原因是飞车党抢劫路人后常从该桥逃往对面街道。（《南方都市报》12月4日）

　　“封桥”是为了保护行人安全，但“封桥”带来的最大利益受损者又恰恰是附近居民，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是的，对于居民来说，封与不封都关乎自身的利益：治安状况好转是自己需要的，但出行方便同样不可缺少。我觉得，两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立场都是合理的，问题是，当两种利益因为“封桥”而发生冲突时，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实际上，对于“封桥”事件，有关方面和村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第一种，桥不封，双方保持原态。警方通过加强警务工作，尽快改变以往那种飞车党横行的局面，达到治安管理和市民出行对服务标准的要求。第二种，封桥，但双方通过谈判和协商，达成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如果附近市民确实感觉到暂时的“封桥”利大于弊，愿意在此期间付出相应代价，以换回治安状况的好转，那也可行。第三种，双方都自行采取行动，就如有关方面断然“封桥”，村民无奈选择绕路，甚至有可能愤然打破水泥墙，结果造成双方的利益都在这种对立中受到损害。

　　从以上三种方式中选择，第三种方式无疑是下下之策，但为什么偏偏有关方面采取了这种方式呢？这反映出管理部门和村民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缺乏一种协商。

　　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体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而通过协商或谈判达成利益平衡，体现的是一种行为对等原则。经过多个回合的博弈，人们才能知道别人会怎样对我，我应该怎样对别人，最后建立起社会公正的基础。在不断的实践中大家发现，通过谈判或协商达成利益博弈其实是一种综合成本最小、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途径。

　　在民主、开放的社会，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形成，必先经过当事各方充分的酝酿，历经一个比较规范的公共选择过程。这样形成的共识，就易于被当事各方接受和贯彻落实。而在“封桥”事件中，有关方面、警方和附近市民当事三方对封墙态度不一，而封墙政策以有关方面管理为主，初衷似乎是好的，也可能符合部分居民的利益诉求，但却忽视了绝大多数居民的看法，导致实施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激化了矛盾，这也许是当事各方都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