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后殖民语境下的“屠龙之技”

　　(本网网友 刘学鹏)这两天，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友富教授成了网络的焦点人物，他有关取消中国“龙”的惊世之语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数十万计的网友参加了辩论，大多对此表示反对甚至愤慨。或许是迫于舆论压力，吴友福教授做出了回应，声称他的“构塑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课题并不是要取消“中国龙”，而是要挖掘龙的和谐元素，在对外宣传和传播时使“龙”的形象更完整、更丰满。(12月5日，搜狐网)

　　吴友福教授的回应或许能够缓和网友们的情绪，但却很难平息这场关于中国“龙”的争论，因为龙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不管是“取消”也好，“挖掘”也罢，甚至即便用“重新建构”这样的学术词汇文饰用意，都凸显出后殖民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认同危机，以及中国所谓知识精英的文化迷失与自我放逐。

　　实际上，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改造”和“重建”的奇谈怪论从来没有消停过。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人提出要“汉字拼音化”，欲与世界文字接轨。去年也有位教授突发奇想，嫌农历春节日期不固定，欲改为公历2月4日，还试图在全国人大会议中立案审议。就在前不久，“取消中医”的闹剧甚嚣尘上，急于置中医于死地而后快。而现在，吴友福们又磨刀霍霍，准备在中国“龙”上大做文章，声称要推陈出新，“重塑中国形象”。虽然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这些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否定或改造的努力都会以失败收场，可为什么总有那么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乐此不疲、前仆后继，于象牙塔内苦练“屠龙之技”呢？

　　秘密在于，隐蔽在这些事件背后，潜伏在这些知识精英意识深处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对此现象，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赛义德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而且“一旦西方话语作为真实性和普遍性。它就可以用来压迫东方。”与早期以攫取财富和资源为主的殖民主义不同，后殖民主义主要凭借强势的权力话语，渗透、重构甚至支配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意识，逐渐改变其传统文化、社会习惯和价值标准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这是一种悄无声息但远比枪炮铁骑更为强大的力量。

　　面对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冲刷和侵蚀，很多西方学者都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警惕。就连以提出“文明的冲突”而闻名于世的亨廷顿也修正他的某些观点，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还指出，“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但多元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人类学派创始人博厄斯提出的“文化相对论”更是认为，对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都应从它“自身的逻辑”来理解，把不同文化都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评优劣的做法是荒唐的。

　　然而吊诡的是，在一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的国度里，一些人却为了迎合所谓的“世界规则”，屡屡上演“文化自残”的荒诞丑剧。就连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也被认为不合时宜，容易被外国人扭曲为西方的“Dragon”，如此恶名不利于中国形象与和谐外交云云。殊不知，这种以西方价值观念作为自身文化的评判标准才是最大的“扭曲”，“和谐世界”的构建也恰恰建立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消解传统文化、贬损中国符号，不仅不能重塑国际形象，反而面临着被西方强势文化重新书写的命运，丢掉了中华民族的“根”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