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作家，为啥不能硬气一些

　　(本网网友 李北陵)曾颇有社会地位的作家，而今斯文扫地：专业作家洪峰因领不到工资在沈阳街头乞讨，湖南一作家期待被富婆包养以性换取创作自由，近日又传出上海作家陈村替身患重疾的作家史铁生呼吁，希望“专业作家”制度能够帮助这位作家解除后顾之忧(见12月4日《中国青年报》)，由之招来的非议乃至骂声，足以让整个作家群体感到羞辱。

　　由之想到一个问题：作家为什么不能硬气一些，自己养活自己！是啊，作家有脚有

　　“不言钱，耻言钱”的时代，早成过去。作家卖文，也是自食其力之道。媒体就早有报道，贾平凹为广东某杂志写专栏，不论字数，每篇3000元。那位“小刀顽主”王朔曾自曝，上海《青年报》约稿，他牛气道：你们报社能给我多少钱？我写一个字5元钱，2000字就是1万元。记者听了，吓一跳。还有那个名噪全国的大款作家二月河，帝王小说热卖，引得出版社惊喜道，开机印书“就像印刷钞票”，获得丰厚经济效益的出版社，自然不会亏了他似的招财进宝的财神爷。

　　可是不幸，在中国，真正能靠文字功夫过好日子的实在不多，能够每字卖出5元钱“天价”的，更是凤毛麟角。缘何？文不值钱，稿酬太低，限制甚多。一般报纸杂志，稿酬标准多为千字50元、100元，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充其量就2、300元，可写作却要耗去几天时间，这能养活自己养活一家子吗？很难。何况，在非知名的条件下，文章写出来有没有地方发表，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饥寒交迫之下，谁有能耐勒紧腰带埋头写作？更不要说写什么纯文学，那样不入时难吸人眼球的玩意儿，现在有谁看？作家，真个是想硬气也难。

　　还是鲁迅、矛盾、巴金们生得是时候。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个大洋。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也是每千字1-3个大洋。鲁迅当时的一般稿酬是千字3个大洋，有时则千字5个大洋。大洋是啥概念？有人说1个大洋相当于现在的3、40元人民币。可听老人们说，现在两角钱一个的白糕，那时就买一分钱。想来，在那时，即便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诸如沙汀、艾芜，比起现在作家的日子也惬意得多。

　　当下，作家生存的问题出在哪？两条：第一，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在稿费上，就是标准过低，同时版权又无充分保障，随意转载、抄袭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而作家的创作自由却又受到限制，身份的认同并不能完全如其他职业一样主要依靠市场。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所有作家完全靠自己的稿费生存，行吗？第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近在家门的香港，纯粹靠卖文为生的作家也寥寥，这告诉我们，在一个常态社会里，靠写文章养家糊口不具普遍性。即便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鲁迅似的作家也有写作之外的谋生之道，比如先做官员，后做讲师、教授兼编辑，再后来经营版权，有高达20%的版税。在当下中国，作家难有如此福气。

　　中国的作家并非孬种。曾经，中国有过作家不要工资的时代；曾经，中国专业作家也有过主动要求降低稿费的高尚。可现在，既不具备50年代那样收入虽低却衣食无忧的条件，又不具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稿酬甚丰、创作自由的条件。生在这样的大转变时期，是国家和人民的大幸，却是作家的不幸。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而今许多诗人不再写诗却情愿回家带孩子，许多小说家散文家，现在抛开本行而热衷于为时尚杂志撰稿攒银子的原因。

　　其实，现在靠自己过日子的作家，已是多数。虽然那后面是万般的无奈。应该深问：我们中国，能够长久短缺锻造我们社会的文化品性、丰富先进文化内涵的优秀文学作品吗？能够不要那种甘愿寂寞，以造就社会脊梁、引领社会文明为己任的大师级优秀作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