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事件中的文化对抗

　　称其为“中国龙”事件，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日前，“构塑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课题牵头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友富一番言论，被媒体和公众认为“中国形象可能不在是龙”。4日，吴友富称从未发表过“中国国家形象可能不在是龙”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中国必须坚持以“龙”作为国家的标志，并注意挖掘“龙凤呈祥”、“龙王送雨”、“龙飞凤舞”等和谐元素，使“龙”的形象更加完美。吴友富和媒体到底谁对公众说了谎已不重要，“龙”在西方公众眼中的认知也早已成为共识，实在无须辩驳。我倒更关心为什么“中国龙”事

　　如果有兴趣对当前中国文化语境作一番梳理的话，会发现“文化精英”和公众之间对同一事物认知的对抗无处不在：“梨花诗”为诗与否是诗人与非诗人对诗认知的对抗；“文学是否死了”是作家与非作家对当下文学认知的对抗；恶搞影视作品是草根影像爱好者与引领当下中国电影话语权导演们的对抗。这类对抗在社会领域亦有所体现，诸如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的“告别中医中药”论、地产商任志强的“只为富人盖房”论，都在公众中引起轰动，招致骂声一片。

　　在我看来，“文化精英”或者“社会精英”与公众对同一事物认知的对抗，是当前社会转型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的大众文化心理，无非是个人介入公共生活的一种“非典型”方式。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写道：“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惟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与勒庞这句话中所描述的有类似之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巨变，改变、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文化传统和道德信念，一些前所未有的群体性行为，也就随之产生。公众通过网络等较易进入的平台，获得群体感、归属感，通过制造属于自己的“草根精英”，对抗权威、表达对精英的不屑，确立自信，以谋求话语权，谋求在公共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时尚。

　　人们以这种方式介入公共生活，对抗精英阶层，窃以为应该疏堵兼顾。堵住那些违背社会主流价值的恶意起哄，引导那些积极关心公共生活的理性参与。毕竟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有序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