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关键在哪里（名笔）

　　苏丹红入侵鸡蛋的事件，使人们充分意识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如果不采取根本措施，彻底改变这一现象，那么，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然而，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传统的对应措施：行政执法机关官员要求停止销售有问题的食品，关闭出现安全事故的企业，从而减缓来自社会的压力。这种治标

　　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是体制问题，我国现有食品卫生管理体制不合理是造成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我国食品卫生法虽然规定了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度，但是在这些制度中，不同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不同环节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大量的行政资源被浪费在相互推诿、互相扯皮上面。而在西方国家，并没有从田地到餐桌一系列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只是在食品销售的最后环节，制定了严格的检测法规，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销售者，如果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市场上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要么由政府官员负责，要么由企业负责。如果政府官员没有尽到检测的责任，一旦发生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故，那么，政府官员必须引咎辞职；如果政府官员检测到位，但企业违反法律规定和执法官的处罚决定，继续销售，那么，企业负责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而在我国，虽然配备了大量的卫生检疫检查人员，但是这些官员不会出现在消费现场，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他们会制造各种“在场”的证据，以推卸自己的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监管机制，怎么能保证食品检测不出现漏洞呢？

　　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必须有新思路、新方案。笔者认为，今后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首先，必须改变多头执法的现象，从最后的环节入手，强化食品销售企业和政府的责任。

　　其次，必须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强化食品卫生标准化工作。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食品的魅力就在于手工制作，如果实行标准化，传统的食品加工就会变成现代工业化的快餐生产，中国食品的品质就会降低。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食品卫生标准化不等于食品标准化。食品卫生标准化是指在食品加工销售环节，必须符合卫生标准，凡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一律不得出售。

　　最后，必须建立科学的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将传统政府官员主导的行政突发事件应急模式改造成技术官员主导的突发事件应急模式。在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技术官员必须说明事故的真相，并且有针对性地采取技术改进措施，防止事故扩大，避免因不科学的报道而导致整个行业被连累。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