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活着的大运河

　　（杭州运河集团供稿）●专家欲借京杭大运河创新文明传承形式

　　●58位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建立国家级保护机构

　　●18个城市联手规划大运河“申遗”路线图

　　2006年冬至前的一个平常之夜，记者再次来到杭州拱宸桥畔。京杭大运河，通常以此为最南端标志。漕船穿桥而过，短笛声声与涌浪渐近又渐远；归人匆匆，伴随着夜市的叫卖一路融进桥西错综蜿蜒的民巷；大河无言，仍以其独特的勤恳和婉约一路向北……

　　这像极了2006年在这条河上发生的一切：喧哗、呜咽和波涛拍岸。

　　“运河三老”呼吁“申遗”

　　许多昭示了自然与历史的永恒、从而震撼我们心灵的现实景象，几乎都是从“发现之旅”开始为世人瞩目的。而京杭大运河却不！她在2006年吸引人们的目光，只是缘于“运河三老”：罗哲文、郑孝燮和朱炳仁写给沿岸18个城市（区）加快“申遗”工作的呼吁信。事实上，在2006年，以京杭大运河“申遗”为契机的诸多行动，都是围绕着这封信中所阐明的思想所展开的。罗哲文、郑孝燮和朱炳仁也就成为无可替代的主线和主角。

　　这封信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京杭大运河是活着的。就是说，你既要看以前的历史，又要站在未来的高度，考虑近代、当代的一切怎样成为子孙们的文物。第二，大运河承载的自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内容相互映彻而密不可分，应该纳3种遗产形式合一申报；换句话说，中国人应该游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遗”之后继续寻找更全面的手段以有效保护人类丰富的遗产形式——你也可以这么理解：申报单一的遗产，对大运河来说，有点难！

　　实际上，对京杭大运河的再发现和保护过程，就是基于自然地理因素上的人文思辨。

　　现在将2006年在京杭大运河上发生的一切摊开评说，最大的收益，来自于全国政协在此事上的远见和介入。紧随着那封信的发出，专家们开始为大规模地推动社会关注大运河作准备；而在全国政协的文史委员会，其恰如其分的地位和丰富的人文资源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围绕的中心。2006年3月“两会”召开的前一天，在全国政协那栋具有悠久历史和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的办公楼里，大家坐下来进行分工。会场的气氛热烈，洋溢着相互激励着的使命感。在场的13个人，至今都是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核心力量。这次会议直接催生了两大事件：一是共有5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国家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二是2006年5月，进行了有记载以来对大运河最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并借《杭州宣言》规划了“申遗”路线图。

　　接下来的路程，基本上都是沿着两条线展开，一条是看得见的——以扬州、无锡、杭州为代表的沿岸城市按照“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着手重新审视规划。而并不为人所知的另一条重要线路上的工作，则是考虑何以在各地的力量之上，对大运河的发展形成统一的规划、指导和研究，其中的标志，则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权威的机构，如果它能够代表国家行使统筹功能，则更为理想。目前明显的事实是，各个地方城市所表现出的积极性要高于国家职能部门；南方城市的规划、治理水平高于北方。在2006年，京杭大运河俨然成为了一个竞技平台，考验了政府的文化水准、综合管理能力乃至运营手段。说简单点，就是你能不能找到又发展了又保护了而老百姓还高兴的一个和谐的办法。在2006年，这真的不容易！

　　从目前来看，虽然各地投入的力度不一，但水平相仿。沿岸城市如果不想输在新的起跑线上，重要的一环就在于是否有站在遗产保护高度的规划——我们只需看看它如何考虑京杭大运河两岸的“遗产缓冲带”就足够了！

　　但即使如此，也并没有达到专家们的心愿。我们的着眼点，是通过推动各个城市的保护，形成城市与城市为两端的、有示范意义的代表区段。在这样的代表段中，整体环境更显合理，规划趋于完整而可行，经验又可得以相互传播。在江南运河段的杭州至嘉兴、苏州至无锡，里运河段的扬州至淮阴，鲁运河段的济宁至临清，都是理想的、最有希望的潜在目标。“代表段”的影子实际上在那里已经若隐若现。我们希望在2007年就能看到第一个，有两个更好；如果整体上能够达到600至800公里，那么1794公里的三分之一就紧紧握在手中了，就从此留下了！

　　我们在和推土机角力。

　　传承中华文明任重道远

　　2006年还有一个使记者着迷的地方叫小河直街。大运河到达杭州过拱宸桥后向南不久，忽地分出了一条古色古香的细岔。小河直街傍河而建，虽长不过百米却几乎都是叠层江南民居，生活延亘数代而鲜有大起大落。记者时常坐在河边街尽头的一家酒馆，随意看着眼前的一切。无外乎带着红领巾的学童在吃饭前要玩跳绳啦；对面的老人拎回一只刚宰杀的鸡会引来邻居品头论足啦；一天有两到三次家里的主人上厕所总要带着绛红色的“马子”啦等等。当傍晚来临，夕阳穿过狭窄的街巷将所有的人影都拉得长长的。斑驳陆离之间，总能使你突然回想起生命中的某一段时光。

　　比较有趣的现象是，2006年3月，当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要记者“记牢”，多多呼吁让他们尽快逃离这块户均不足35平方米、每家没有厕所的鬼地方；但是7个月之后，与记者交谈过的居民，心情有了逆转。因为根据杭州的运河缓冲带保护思路，这里可能成为很著名的历史街区。“那岂不卖茶叶蛋都能发财？”

　　现在，在京杭大运河沿岸，总共生活着将近3亿人口。就像运河千年带来的繁荣一样，我们今天为大运河所做的一切，就是盼望能使依河而存的百姓众生生活得更好，就是希望后代不要在“遗产”这两个字上恨我们生活着的世纪。所以，在2006年，人们终于明白，京杭大运河的“申遗”，不再只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大事情或一个城市的小事情；明白了杭州做得再好也不能单挑拯救了大运河，而如果通州走了一着错棋影响的可不只是自己的百姓。所有的思路要一致，所有的步伐要统一，我们还渴望民间的力量！

　　一般说来，京杭大运河的未来最需要四种专家：历史、遗产申请、规划和民间力量的推动者；而且，肯定还要历经一代接一代人的传承和努力。

　　2006年5月11日，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启程的前夜，发生了一件事，很少为外人所知：在接受媒体访问后，即将参加考察的郑孝燮老人被送进了北京医院的ＩＣＵ病房。他91岁了，兴奋与劳累皆是大忌。

　　“都准备好了？”安定后他握着记者的手。

　　“外面在下雨，可能明早会停。”

　　接下来的一句话，让记者没有料到：

　　“看来通州我是赶不上了；希望明天下午能到天津和大家会合……”

　　记者和身边的许多人都时常温习这个情节，或汲取能量，或获得新生。

　　……

　　这将是一场有取有予的史诗般的战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

　　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而裁判又在哪里？

　　在2006年，一切尚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