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集团化：是“红苹果”还是“酸梅汁”

　　最近一段时间，杭州推行的中小学“名校集团化”战略颇受关注，不少媒体都在介绍这一“杭州经验”。其基本方法是，以名校为龙头，推动“名校+新校”、“名校+民校”、“名校+名企”、“名校+弱校”、“名校+农校”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等多种办学模式，以期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化、优质化发展。截至2005年，杭州市已成立51个教育集团，有191所中小学实施了“名校集团化”战略。

　　在当前教育体制改革颇受訾议的背景下，政府以行政力量积极推动不无市场化色彩的教育发展战略并不多见。关注“杭州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关心教育体制改革的各种可能性。

　　基础教育涉及两大层面，一是普及，二是提高。贫困地区急需解决为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等问题；而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富裕地区家长的迫切愿望。面对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状况，富裕地区的择校问题必然凸显，进而产生乱收费等腐败现象。

　　杭州目前义务教育普及率和巩固率分别达到100%和99.99%，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也达到了95.01%。虽然杭州早就实行小学划片招生、初中就近免试入学以及热点民办学校电脑派位等办法，但市民的“择校”热情不减，“非重点小学不上，非重点中学不读”成为家长的普遍心理。优质教育资源这只“红苹果”人人想吃，怎么办？“名校集团化”就是为缓解优质基础教育“供不应求”而进行的一项改革尝试。

　　那么，大家都有“红苹果”吃了吗？教育是为了发展认知技能、社会技能及体育技能，学习成绩、升学率等可量化数据最多只反映认知技能。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名校集团化或许可以生产“红苹果”，但也可能变成一杯工业“酸梅汁”———看上去很解渴，其实连果汁都不是。

　　话说回来，教育产出虽然难以衡量，但教育投入以及生产过程却不难考察，因此可以从名校集团化的“质量控制标准”来评估其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

　　首先，教育的公平性是否能成为其前提。教育公平性主要表现在保证每位适龄儿童享受接受教育的权利。不难想象，如出现因贫失学，名校集团化战略难免受到负面评价。一旦教育公平“失守”，以优质教育为由的名校集团化就无从谈起。其次，公办学校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否还能维持。这意味着无论公办名校以何种形式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公办学校非营利、服务社会的性质不能变。此前，“教育产业化”受到广泛质疑，就在于模糊了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区别，致使公立学校沦为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毫无疑问，一旦“集团化”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不仅违背公立学校价值定位，且必然走上“公办学校利益化”的道路，名校集团化将必然与制度设计的方向背道而驰。与此相关的第三个标准是，名校集团化能否打破择校费等潜规则。如名校集团化不能有效遏止公办学校“计划外”收费风，且没有降低民办学校的高收费标准，所谓基础教育优质化、平民化都将沦为空谈。

　　此外，名校集团化是否能有效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分配也很重要。杭州出台相关文件提出，要对实施集团化办学的学校，在资金投入、校园建设、设施设备配置以及人事配套制度上予以优惠或照顾，假如这一政策不仅没能提高薄弱学校的教育条件，反而使得强校更强，弱校更弱，那么名校集团化战略还是偏离了制度设计的方向。

　　为不使“生产过程”走样，杭州也制定了不少应对措施，比如采取教育资助券等办法确保“不让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此外明确规定，凡归并到名校集团的所有学校，按同级、同类、同性质学校收费标准执行。

　　应当看到，各地也纷纷出现过“名校办民校”现象，但是一来名校过于追求自身利益，二来缺乏有效监管，最终大多变成“烂苹果”。这说明，以政府之手积极推动名校集团化，应当遵循教育领域以及市场运作的逻辑，不可操之过急进行“拉郎配”。

　　整体来看，杭州的名校集团化不失为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一种路径选择，但由于各地基础教育水平不一，未必可以成为其他地方（特别是义务教育薄弱的地区）借鉴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