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书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戊戌冬至董其昌题王←伯远帖丙戌新春予试临之于博雅斋邵秉仁书

　　自作诗《晋城皇城相府》邵秉仁书

　　录旧作诗一首邵秉仁书

　　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

　　龚自珍诗一首邵秉仁书

　　录旧作一首秉仁书

　　录旧作一首秉仁书记者（以下简称记）：邵副主席，您认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在目前阶段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邵秉仁（以下简称邵）：当前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由于书法实用功能的弱化，书法基础逐渐萎缩；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艺术精神日益淡漠，继承不足；因功利思想的驱动，脱离汉字和书写的基本法度，浮躁的创作风气盛行。

　　记：要扶正祛邪，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邵：我现在关心的是如何使坚持优秀传统、创造富有时代精神的书法艺术成为书法发展的主旋律。我认为从繁荣传统艺术、弘扬时代精神和保护民族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竞争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需要认真思考、总结当代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健康稳定地推进中国书法的可持续发展。

　　记：您是否愿意通过本报谈谈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必须处理好的重要关系？

　　邵：当然愿意。我以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首先是处理好时代主流书风与艺术多样性的关系

　　中国书法艺术流派纷呈，繁花似锦。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鲜明的时代主流书风。历史证明，不同时期的主流作品，共同特征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具备精深的艺术功力，富有鲜明时代精神；在艺术风格上，它们普遍具有正大气象，自然、朴素、刚健、清新；在表现形式上，雅俗共赏，为大众所能接受认可。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优秀的作品，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时代主流书风与多样化相辅相成，成为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整体。二王的清新刚健，颜真卿的堂皇正大是传统的代表，“扬州八怪”、徐渭、张瑞图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探索。但他们在艺术史上的影响、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后者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不如前者的影响更具有普遍的意义。每个时代也有非主流的作品，如战国的鸟虫书篆、唐代富贵华丽的隶书、宋徽宗的“瘦金书”、明清时期的“台阁体”与“馆阁体”。这些作品是特定的时代、文化环境中的产物，但它不是时代书风的主流，只能是一种有益补充，虽然盛极一时，最终被历史淘汰。学习、继承书法，溯本循流，可以抓住规律，端正书风；承袭偏枝，失其正脉，无所依傍，难成大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体现了时代主流书风与艺术多样性的统一：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团结和谐、共同进步。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书法迅速繁荣，随着文化需求的多元，艺术呈现风格的多样化。一部分是在老老实实的走继承传统的路子，一部分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今艺术发展的最新理念，试图借古开新；一部分则是想走出传统发展模式，另辟蹊径。这些艺术探索，各有得失。

　　当代书法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文艺批评。原则上说，从书法发展的大方向来看，只要是立足于汉字，立足于书法本体，无论探索的方向、主张是什么，都是应当鼓励、肯定的，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客观地对待、认识不同探索方向的得失，十分重要。不如此，会造成盲目的跟风，牺牲了大批本来有艺术才华的青年。缺少包容的学风，会造成书法界内部相互攻击、屡发诘难。

　　当前的艺术批评，真正的充满善意的平等的学术探讨不是太多。书法家的“百家争鸣”还没有充分开展。艺术批评滞后，直接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不负责任的吹捧破坏了艺术界的风气，污染了艺术爱好者的眼睛；以自我为中心的攻击讨伐，更是对和谐书法的严重破坏。至于有的书家不从业务上下功夫，专靠炒作赚取名声，与影视界末流的制造绯闻增加知名度、提高上镜率没有根本区别。

　　第二个需要处理好的关系是社会功能与个人追求的关系

　　书法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属于上层建筑，具有社会功能。在反映、关注现实问题、表达时代精神上，书法不如文学、戏剧、影视，甚至不如美术来得直接。中国的文学，主张经世致用、美善相兼，言志载道；中国的文学一开始就强烈地关注人的道德，主张修身养性、尊用崇善。书法虽然不具备与现实直接链接的功能，但在历代书法作品中，中国古代贤达的道德与理想，蕴含其中，书法以其含蓄、深厚的艺术形式，承载着士子文人尊用崇善的政治理想与审美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的理想、道德和情操。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是我国文艺发展和繁荣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书法家是书法艺术遵循“二为”方向的主体，在追求个人艺术发展中，应当更多地关注艺术的社会功能，使书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不少书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忽视书法作为艺术的社会功能，迷失自我，热衷标新立异，形式至上，理想式微，不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力上下功夫，而是靠花样翻新，制造视觉刺激，其艺术创作脱离了大众审美需求，实不足取。

　　今天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书法艺术的空前繁荣，一方面是大师和经典的某种匮乏。艺术史证明，大师和经典不是凭空捏造的，不是自封的，不是小圈子捧出来的，关键要看艺术家能否自觉地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大众的审美需求融为一体，所有的大师，都必须得到大众的认可，所有的经典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那些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作品，无不反映普通大众的审美情趣，无不源于他们的生活和创造。

　　书法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追求融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中，才能真正体现出自我的价值。为此，应不断加强自身艺术修养，提高艺术表现能力，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大众的审美标准日益提高，对艺术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群众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是惊人的。二十年前把颜、柳写像了，就能参加全国展，一件魏碑作品，仅仅从形式上写得粗壮雄浑，就能赢得喝彩，今天就不行了。大众是文学艺术最权威的评判者和鉴赏者，如果书法艺术局限在小圈子里交流，不能与大众产生共鸣，不肯从经典作品中，积累素材，丰厚艺术底蕴，不肯向大众学习，感受他们的生活气息与审美情趣，而是躲在“象牙塔”里，满足自我，就不可能把个人的艺术创作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书法作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削弱。文化的竞争与经济的竞争一样，讲求实力的较量。全球文化的竞争，不能期待保护，而要靠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得以高度统一，中华版图得以完整，依靠的是特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文字的统一是重要因素。因此，面对西方的文化渗透，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过去，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曾出现一些偏差，如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导致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无知，缺少自尊和自信。书法本来是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建立在汉字书写基础上的艺术应当具有最大的广泛性，但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孩子还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书法？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将中华文明与道德融于汉字书写，在书法的语言里，大到恢弘宇宙大道，小至个人处世哲理，化为生动的笔墨意象，书法与中国文人的内在生命精神血脉相连，融为一体。书法不仅仅是“技”，是“艺”，更是“道”，尺幅天地，构建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总是感慨国人心灵的空虚，感慨西方文化的虎视眈眈，但我们很少反省自己对待传统民族文化的态度。艺术家既要满足于个人精神的愉悦和经济利益的充实，还要想到为大众为社会服务，用最具亲和力的书法艺术填补国人的精神生活。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必须有文化的支撑。面对“西化”，文化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书法家有责任使传统艺术成为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国家的文化安全做出自己的努力。

　　第三方面就是要处理好道德修养与艺术实践的关系

　　艺术工作者是创造精神产品的特殊劳动者，其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觉悟、精神境界、知识积累、艺术功力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和意境。德乃立身之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普遍地关心政治，注重文化，富于历史感受、道德自觉和修身自省。儒家所讲的修养论中，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一个人的全面素质修养，同时包括文化知识、文学艺术。“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古代文人把自省、修养作为磨砺、陶冶人性的基本方式。孔子还把道德修养与政治结合起来，强调“修己以敬”，认为只有修养成高尚的品德，才能使百姓安定。《大学》、《中庸》更是把“正心”、“诚意”、“修身”提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强调“修身为本”。古代的书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则提出了“心正则笔正”、“书如其人”的主张。在传统的书法艺术品评中，道德修养被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蔡京、赵孟頫、张瑞图与王铎，或因为人奸诈，或因气节丧失，为后人所不齿，拒绝效法，只有到了当代，他们的艺术价值才受到重视。

　　我国当前处在改革转型期，多元的价值观，一方面扩展了人们的选择自由，比如王铎书法的盛行，在古代是不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传统的价值观不断被功利价值观消解，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以戏谑为崇高；以经济利益为中心，金钱至上，对社会公益漠不关心；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凭空炒作，急功近利，这些反传统道德的现象不可忽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观，这既是对中华传统道德观的高度概括，也是新时期国民的起码道德标准。一切艺术家都应率先垂范，努力践行，做一名真正“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书法家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更要注重艺术实践。

　　记：请您具体谈谈。

　　邵：首先，不断涵养自己的文化底蕴。与古代书家相比，当代书家显然存在着文化精神上的贫血问题，这是不必回避的现实。由于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屡经破坏，造成了文化上的长期断代和阻隔，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书家普遍缺乏对古典文化的稔熟和亲近感。书法生存的环境，特别是文化根基，如同釜底抽薪，大为削弱。书法是一种文化，是文化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随着“文化人”知识结构的改变，书法与“文化人”之间出现了断裂的现象。面对现实，书法家要在继承书法艺术的同时，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古今艺术精神的变迁，充实个人的知识储备，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其次，坚持艺术标准。有人以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否定艺术标准，这站不住脚。艺术标准不等同于度量衡，但它事实上是存在的。古代的书法，在当时称雄一世的未必流传至今，遭遇冷落的可能在当今大放光彩，说明历史的检验、筛选，有一套潜在的标准。

　　记：请您简要地将这种标准概述一下。

　　邵：书法艺术的标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具备可读性、观赏性。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书家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发挥艺术想象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欣赏者又借助书家的汉字书写感知其美。（二）符合书写的法度。书写的法则，古人几乎臻至完美。杰出的书家具有精深娴熟的笔法运用能力和想象独特的空间造型能力。书法是一种技艺，技艺不过关，则难以成为艺术。每一个动作细节都是有规矩的，交代清楚，变化丰富，技术到位。任笔为体、聚墨成形都不行。衡量一名书家书写艺术水平的高低，这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标准和参照。（三）、雅俗共赏。“雅”是书家人文精神的流露，是书家个性修养的综合体现。那种境界深远、富有品味、蕴涵情趣，自然大方，通俗易懂的才是真正的大雅。王羲之、颜真卿、米芾，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依旧光彩熠熠，深受百姓的热爱，无论有无书法常识和创作经验，欣赏者都能够从中体味美感，获得享受。当代书家要从古今成功艺术家的作品中，总结历史，明辨是非，端正自己的创作方向。

　　第三，在继承上创新。当代书家并不缺少创新意识，缺少的是继承的深度。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动手机会大为减少，基础薄弱，技法生疏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近年来，书法界跟风现象叠起，古人说“积微成大，陟遐自迩”，而追随者却以成功者现有的成果为模仿对象，不从基础做起，抄近路，随大流，这除了功利的驱使之外，缺少根基支撑与自我意识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记：您对当代中国书法有怎样的展望与期待？

　　邵：当代书家，赶上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很难有今天开放的胸襟、力度和气魄。只有今天的中国人，才真正地融入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去。经济在持续、迅速地增长，国力日渐强盛，物阜民丰，思想多元，艺术家们生逢盛世。

　　我们的时代处处充满了人的创造精神，蓬勃进取的时代为书法艺术的创造提供了无限良机；丰厚的文明底蕴，如果得以切实的承继，必定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不尽的文化资源；巨大的市场需求，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必备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创作环境，为书家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只要把握住书法发展的主流方向，端正书法创作的态度，辛勤耕耘，就一定结出丰硕的成果。历史总是选择那些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书家，总是垂青于那些富有创造精神对历史负责的书家。

　　（嘉宾简介：邵秉仁，1945年出生，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书法教授。

　　自幼受家教影响，喜爱书法，几十年来坚持工余时间临习历代名帖，以专攻“二王”为主，兼蓄米、赵风格，逐渐形成了以传统为主，不激不厉的行、草书风格。其书法在使笔、用墨、字形结构上均在继承上有所发展，或行或草、或简约或缠绵、或刚劲或柔润，均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

　　对传统文化和书法理论研究有较深造诣，擅长古文和诗词。在其创作的诗词文章中，均能表现出其内心自省、历史反思、社会责任、道德规范等学养。

　　出版有《诗文书法集》、《邵秉仁书〈岳阳楼记〉》。《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报》、《书法导报》等都曾专题介绍。

　　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展”、“首届全国行草书法展”、“故宫建院八十周年当代名家书画展”等全国性展览，并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收藏和选用。

　　对经济理论有较深研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参与过国家许多重大经济、文化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曾出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