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是国家悲哀还是作家悲哀

　　新任中国作协“掌门人”、49岁美女作家铁凝日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地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

　　我们可以原谅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人头脑里缺少“经济细胞”，大概在铁主席的思想里，“大国”指的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忘记了温总理谆谆告诫我们的“中国

　　作家是什么？作家就是写作的人，任何愿意写作的公民，都可以成为作家。作家和工人、农民、公务员没啥区别，也和卖烧饼的蹬三轮的擦皮鞋的倒腾火车票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个靠收购废旧报纸书刊为生的人，夜夜挑灯苦读，笔耕不辍，竟然写出了多本畅销书籍，你能不承认他是作家？新锐写手韩寒，坚决拒绝参加作协，你能否认他是作家？其实，作家早就应该走下自己给自己打造的“神坛”，抛弃自己为自己贴金的“光环”，从自己麻醉自己的“自恋情结”中清醒过来，回归真实的“人”，回到芸芸众生中。如此，才不会高傲自大，装神弄鬼，孤芳自赏，自娱自乐。

　　当作家成为一种职业，以至于被国家“包养”起来，除了让作家衣食无忧，滋生惰性，自我封闭，与世隔绝外，看不出这种机制能够构建产生大作家、大作品的环境来。作家被“包养”后，或者闭门造车，或者无病呻吟，或者故弄玄虚，或者主观臆断，制造了一堆又一堆鸡肋式的文字。我国绝大部分作家的成名作，都产生被“包养”之前，就很能够说明“包养”是一种从苏联移植过来的不成功的做法。倒是许多业余作者，不断有鲜猛之作涌现，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无奈之下，主管部门只好提倡这些被“包养”的作家要“深入生活”，要“三贴近”。如果他们不是被“包养”，而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还用得着“体验生活”？

　　放眼古今中外，大作家和大作品产生的土壤，只能够是作者与社会、与人民、与时代感同身受。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首，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苏联高尔基，做过轮船杂役、饭店跑堂、面包师、码头搬运工；英国狄更斯，擦过皮鞋，当过誊写员；捷克米兰·昆德拉，丢掉电影学院工作后，流浪到法国；美国海明威，曾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长期担任驻欧洲记者；英国莎士比亚，先前在剧院门前为贵族顾客看过马，后逐渐成为剧院杂役、演员、剧作家……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那种靠“包养”起来，过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生活，很难产生大作家和大作品。

　　作家如果依靠稿费、版权收入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就不要戴着“作家”的高帽子“死要面子活受罪”，该干嘛就干嘛去。作家真到了“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的地步，相信其作品肯定会洛阳纸贵、风靡一时，白哗哗的银子自然会流淌进腰包，挡都挡不住，还用得着国家“包养”？国家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来自纳税人的贡赋，该“养”着的，更应该是农村的五保户、军烈属和城市的下岗职工、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这才是“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