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农村选举敲诈私营矿主"假记者"横行吕梁山

　　来源：人民网

　　本报太原12月7日电“最近两年，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记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还摆小摊、卖烧烤，下午就跑到突发事件现场去采访了。”山西省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志明说。

　　“假记者什么人都敢敲诈，包括政府机关和公安机关。反映最强烈的是一些来吕梁创业的投资者。个别投资者由于刚到吕梁，先期部分手续不完备，被一些假记者抓住小辫子不放，一批接一批地前去敲诈勒索，最终导致一些投资商撤离吕梁。投资环境和地方形象受损，让当地领导十分头疼。”杨志明说，这是吕梁向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主动提出搞“打击假记者”试点的主要原因。

　　2006年8月，在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吕梁市委的支持下，吕梁市作为全省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试点市，开展了一场新闻打假风暴。

　　“没办法，咱有把柄抓在人家手里”

　　要打假记者，先要摸清假记者的活动规律。

　　今年7月初，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兵分数路，深入到该市的临县、柳林、离石、交口4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区调查，走访了8个乡镇、16个单位、11家个体工商户及部分县市的路政、公安、环保、城建、交通等执法部门及一些县、乡领导甚至煤矿的黑矿主。

　　据调查，临县的假记者最多，经常在县城活动的就有四五十个。假记者大多是当地无业人员。假记者主要干的是：干预农村选举、帮人打官司、护送超载车辆通过治超点、敲诈勒索企业主等。

　　临县的一位副县长说：“假记者把我们搞苦了，但又不能把他抓起来。没办法，咱们企业和地方上有把柄抓在人家手里。”

　　临县车赶乡一位负责人说，2005年，全省要求限期取缔土炼焦，该乡取缔动作迟缓了一些。因此，在2005年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接待了70批记者，其中有证件装备齐全的中央级媒体，也有小报小刊的记者，但更多的是假记者。好吃好喝之后，有的人伸手要上几千元才走，有的给几包烟或加点油就行。

　　“明知是假记者你也没办法。比如，有的报社记者拿着摄像机，这是不可能的。”治理超载的路政人员大倒苦水，“他们经常来要车，你还得听从，不然，他可能真的想办法曝你的光。”

　　而一些企业更是有苦难言。交口县一家煤矿矿主说，他在近一年时间里接待了20余批假记者，打点媒体花了10多万元。但具体因为什么被假记者敲诈，煤老板却不愿多说。

　　杨志明说，通过调查发现，被敲诈者确实或多或少都有把柄掌握在假记者手里。比如，敲诈一个煤矿，看你“六证”全不全，死没死人，实在没把柄，就说你污染了，小煤矿出煤总会扬些煤灰吧。

　　杨志明介绍说，他们从煤炭、安监、公路沿线的执法部门收集到9家媒体的58张名片，没有一张是真的。在调查中，还查获了两份假报刊：《中国焦点》和《老区文化信息报》。目前，这两家假冒报刊的机构已被解散，报纸已被取缔。

　　根据摸底，路政、公安、环保、城建、交通、乡镇及违法煤矿是假记者活动最为频繁的场所。假记者敲诈的主要做法是：进行调查后写出调查性文章，把要刊登的内容送到当事人手中，问怎么处理，然后要求订报、做广告或直接要钱。

　　100天查获80名假记者

　　摸清假记者的活动规律后，在吕梁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牵头，联合扫黄办、公安、纠风、环保、路政等15家单位开展重点打击。

　　“第一仗就抓了一条大鱼。”杨志明说。

　　8月2日，在离石区三交治理超载点蹲点的人员发现一名持有《市场调查》杂志新闻采访证的男子，强行索要路政人员查扣的超限车辆。这个持有新闻采访证的人名叫韩东辉。在索要被扣超限车辆未果后，韩东辉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摄，并挑拨车主与路政人员闹事。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新闻出版局人员将此人带回办公室核实情况，调查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刊物。

　　根据摄像机里录像带所提供的线索，工作人员发现韩东辉还在其他地方进行过敲诈。杨志明带人到3个县的5个乡镇调查发现，韩东辉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在煤矿、政府机关和农村勒索过财物，其中，在两个煤矿共敲诈现金9000余元。

　　另外，在韩东辉身上搜出的合同证实，他与这个假刊物签有合同，只要一年上交5万元左右，其余均为自己所有。他还被任命为该刊驻吕梁市负责人，并可以发展成员。

　　8月11日，韩东辉被刑事拘留，该案现已进入起诉阶段。

　　在11月9日公布的一起案件中，孝义市温家庄超限检测点接到一名自称是《山西画报》的记者杜海鹰发来的短信，声称要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对该超限检测点存在的问题进行曝光。短信还提到，如果超限点交纳3万~4万元所谓的版面费，就可以撤销报道，不予曝光，并要求单位负责人当天下午务必将现金送到吕梁宾馆。超限点工作人员随即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第二天下午5时，拿到1．5万元仍抱怨数额太少的两名男子，正准备从宾馆离开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控制。据初步审理查实，两名假记者为杜海鹰、薛艳军，均为朔州市朔城区无业人员，两人所持的《山西画报》采访证和《中国法制新闻》记者证均系伪造证件。其行为已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刑事拘留。

　　9月17日，离石区工商局抓获了一名做传销的男子。这个名叫齐进军的男子自称是《香港国际市场经济报》的记者。后经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查证，该男子及其3名同伙拿的记者证都是假的，是在北京花500元买来的。

　　在打击假记者行动的3个多月的时间里，吕梁各县市共同行动，共查获80名假记者，其中4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在调查和打击期间，还没有发现真记者诈骗的情况。

　　“打击成效很大，最近假记者已经基本绝迹。”杨志明说，“现在吕梁的假记者不是被抓了，就是跑到外地去活动了。”

　　杨志明说，打击假记者不能影响真记者的正常采访。在打假的同时，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前提和三个目标。两个前提是：确保正常的舆论监督不受影响；确保真记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三个目标是：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维护媒体的公信力；维护记者崇高的社会形象。

　　部分假记者背后有真靠山

　　几年前，吕梁市是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虽然煤、焦、铁、铝、镁等矿产资源丰富，但经济并不活跃，假记者也很少见。近年来，吕梁经济以全省最快的速度发展，一些隐性矛盾开始浮出水面。

　　吕梁市2000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2005年暴增至60.08亿元。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对应的基层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能成正比增长，一些社会矛盾凸显出来。比如，在农村选举方面，一些宗族势力插手，拉选票，干预农村选举；比如，随着煤价的暴涨，原本不突出的开始变得尖锐起来。假记者正是看到其中有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所以闻风而动，从原先经济发达的临汾等地开始向吕梁流动。

　　“这是假记者泛滥的大背景，也是深层原因。这要求我们政府部门的官员要提高执政能力，提高处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能力。”杨志明说，“而假记者后面有真记者，是假记者泛滥的最直接原因”。

　　部分媒体只注重经济效益，对聘用工作人员疏于管理，乱设机构，随意招聘人员，甚至出现“连环聘任”的现象，本来属于新闻机构最末端的记者站，还继续发展“下线”，出现了记者站下设记者站的情况。有的记者站招聘的发行、广告人员，任何法律法规都不懂，甚至连字都不会写，纯属文盲。在被移送司法机关的44名假记者中，自己伪造证件的不到10人，其余的都是报社或下属记者站给无业游民发放的所谓记者证、采访证。还有假报刊还下设记者站，假记者又招聘假记者的怪事。有的聘用人员和记者站签有合同，规定每年交多少钱，回扣、提成是多少。有的明确写明，如遇特殊情况，记者站可为记者提供支持。

　　正是由于有报社记者站和真记者在背后的支持，所以假记者才敢横行。

　　一些被敲诈单位由于自身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往往不愿意举报假记者，这助长了假记者的嚣张气焰。

　　打假以来，一年送给假记者大量金钱的矿主们，一个举报的也没有。“他们更愿意用花钱的方式来了事，而不愿意对假记者进行举报。”杨志明说，假记者受贿，单位行贿，问题一样大，而且举报后，往往还要暴露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下，煤矿主们更愿意采取花钱消灾的方式，以求息事宁人。

　　当然，对于假记者来说，他们的目的是快速致富。有的地方，假记者已经结成团伙。比如，某地煤矿发生爆炸，死了一两个人，正规的媒体因为新闻分量不够一般不会去报道，而假记者就一个通知一个，称某地发生爆炸，去了能拿多少钱，所有的假记者便蜂拥而至。假记者们互通信息，共同致富，形成了一个黑色产业群。

　　“吕梁市是山西假记者泛滥的一个缩影，假记者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有些地方只是没去打击，没暴露出其背后的问题。”杨志明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将在吕梁召开座谈会，研讨吕梁的打假做法，交流打假经验。”

　　“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能够净化吕梁的新闻工作环境。”杨志明表示，“吕梁欢迎正常的宣传报道及舆论监督，以改进政府工作作风，保障群众言路畅通，维护记者的良好形象和新闻的公信力。但我们绝不允许假记者借舆论监督进行敲诈勒索，给社会制造混乱。”（本报记者 高山）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