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假记者成为真腐败的"克星"

　　作者：杨涛

　　2006年8月，在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吕梁市委的支持下，吕梁市作为全省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试点市，开展了一场新闻打假风暴。在打击假记者行动的3个多月的时间里，吕梁各县市共同行动，共查获80名假记者，其中4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中国青年报》12月8日)

　　通常我们只听说过制度羞辱人和制度性羞辱，制度性羞辱这个概念源于学者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在文明社会里，社会成员相互不羞辱，在正派社会里，制度不羞辱人”但是，人羞辱制度却闻所未闻，然而，这种人羞辱制度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眼下的包括吕梁市在内一些地方假记者泛滥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在西方法治国家，我们很少听说过假记者，就是在我们国内，也不是那里都假记者横行，一般来说，只有那些违法违纪问题比较严重，事故频发或者民众冤屈难以伸张的地方，以及正常舆论不畅的地方，假记者才会泛滥成灾。以吕梁市为例，这些年之所以假记者从原先经济发达的临汾等地开始向吕梁流动，那是因为吕梁市的基层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不得力，一些社会矛盾凸显出来有关，给假记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制度不完善，问题较多的地方，假记者才像苍蝇一样聚集而来。一个地方出现了许多假记者，表面上看似假记者的贪心，其实却是对一些不良制度进行了羞辱，敲响了警钟。

　　说假记者羞辱了制度，首先是羞辱了那些对滋生贪官和违法犯罪人员的不良制度。假记者不会无的放矢，更不会随意敲诈，他们敢于敲诈并且主要目标还放在于一些地方的路政、公安、环保、城建、交通这些权力部门，正是这些部门问题丛生，有让假记者可以进行曝光的把柄。这些部门的规章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经常出现问题，才会让假记者有机可趁。在中南某市，一位假记者向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检举，声称市委书记和市纪委书记充当非法矿山的保护伞，收受贿赂，存在严重贪污腐败问题；并以报社记者名义，给市委书记和市纪委书记发电子邮件，声称掌握腐败证据，索取50万元赞助费，结果被判刑11年，然而，没过多久，市委书记和市纪委书记都落马，他们涉案金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假记者反真腐败，说明了记者虽是假的，但问题是真的，给这个地方制度以羞辱。

　　假记者羞辱了制度，还在于是羞辱了那些阻挠舆论监督，妨碍真正记者进行监督的不良制度。一些地方“防火、防盗、防记者”，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范舆论监督的措施。原湖南郴州市委宣传部门负责人樊甲生，在本地一些非法小煤矿发生矿难时，第一时间封锁消息，然后获得矿山的干股或现金回报，被当地百姓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队长”；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让五六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人墙挡住去路，阻止记者对其就交通稽查员扎伤司机一事进行采访；安徽省枞阳县近日出台一份 “意见”，要求被采访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接待记者，全程陪同采访，并及时上报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如此之多的阻挠下，一些真记者无法进行监督，但是，假记者是“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全部世界”，他们“采访”目的就是为了钱，所以，他们敢于冲破这重重包围。但是，试想，如果真记者能正常采访，阴暗面都会曝光，那么为了钱的假记者，他们有什么资本再可以向当事人敲诈呢？

　　假记者羞辱了制度，当然也包括羞辱了媒体的记者管理制度。吕梁市的调查表明：“假记者后面有真记者，是假记者泛滥的最直接原因”。现在，一些媒体完全以经济效益挂帅，对于记者站疏于管理，任由他们发放聘书或打其招牌行事，假记者的泛滥也羞辱了这个混乱的记者管理制度。

　　打击假记者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不能以非法的手段对待非法行为，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打击假记者，而任由其羞辱的不良制度继续运行，那么我们非但不能根绝假记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贪官污吏和违法犯罪人员消除后顾之忧，鼓励他们违法犯罪，这对于民众来说，效果可能更糟糕。所以，我们必须在一手打击假记者时，一手消除那些不良制度，畅通真记者监督的渠道。有了良好的舆论监督，敲诈勒索就会没有生存空间。

　　审稿：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