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目光转向未来

　　21世纪的中国人，注意力应该集中在未来，还是一步三回头，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后看？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旧情绪，有人甚至要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医治现代社会病的良药。我国传统文化固然辉煌，但它是在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那里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药方。

　　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都集中于伦理学和政治学，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

　　古人也谈经济，但所谓仕途经济的“经济”，是指经世济民，属于政治学范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历代儒家都耻谈经济，耻谈利益，瞧不起商人。孔子的72个大弟子中，只有子贡一人从事商业，他在诸侯国之间搞“国际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并以自己的财力推广孔子学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其他弟子还是瞧不起他。

　　现在大家都知道，商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也是科技发明的重要推动力。欧洲有重商的传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学者都不耻于言商。地中海是他们的摇篮，然后走出去，走向了大洋，“发现新大陆”，促成了欧洲的崛起。欧洲的古代文化也与重商传统密切相关。古希腊的大学者一般都是通才，他们同时在哲学、几何学、天文学和医学等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不像我国古代我国春秋战国时候的大学问家只注意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我国近百年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种束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轻商和轻视经济的主流文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儒家还不重视科学技术。虽然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天文学、气象学、农业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有过许多重大的发现和发明，有过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但主流学术界并不重视，往往只有少数不愿做官的读书人凭着个人兴趣从事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只有搞天文的所谓钦天监例外。

　　据西方学者研究，欧洲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学者与能工巧匠的密切合作，将工匠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但在我国，古代没有一个读书人乐意与铁匠或者水手合作搞研究的。长袍是他们身份的标志，说明他们不必从事体力劳动，是劳心者。儒学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上，而无暇，也无意他顾。后代的科举制度也不允许他们他顾，因为考试内容不包括其他领域的学问。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东西方历史。1560年，那不勒斯建立自然分泌学院；1603年，罗马成立林琴学院；1661年，佛罗伦萨成立科学分析学院；1661年，英国成立伦敦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成立科学院。我国的这时候，朱熹那种扭曲了、窄化了的儒家学说即所谓理学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他的著作以及他改编的孔孟著作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和考试内容，学者们在那里“致知格物”，参悟和研究自己的“心”，做“正心诚意”的自我修养功夫。这套虚无缥缈的理论在形式上与西方的经院哲学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当时就受到批评，而统治者视其为至宝，下令全国读书人攻读和研讨，把天下读书人的精力全部吸引了过去。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依靠传统的经典来建立起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长期以来，儒学强调的是上下有序，尊卑分明，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不能平等。所以，在全社会的平等意识还比较淡薄的今天，宣扬儒家文化，很可能会起到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一无可取。问题在于不可盲目崇拜，而要加以鉴别。我们讲着眼于当下和未来，就是要花大力气寻找前进的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无论是洋的中的、古的今的，只要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益处，就吸收借鉴，否则就抛弃。

　　我们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古人没有遇到过，不可能提供经验，这就需要创新。近代以来，西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说明他们在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而这些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从故纸堆里找到的，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所以，科技需要创新，理论需要创新，文化也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不会有进步。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里记录了法国国王的医生琼·费尼尔在1350年说的一段话：“在哲学家看来，转移到新的道路和体系上，不让贬低者的声音、古代文化的影响和掌权者的成熟吓住那些要宣布自己观点的人，是很有益的。那样，每个时代就会产生大量新的创造者和新的艺术。在长达12个世纪的神魂颠倒以后，我们这一代看到艺术和科学光荣地重新兴起。现在，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比得上古代，或者说超过了古代。当今时代在任何方面都无需鄙视自己，无需思慕古人的知识。”这段话自有其特殊的语境，我们不必死抠字眼儿，但这种厚今薄古、面向未来的精神状态却是积极的，也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作者是原新华社国际部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