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知人论世余英时

　　11月15日，余英时先生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分享了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引起海内外瞩目。克鲁格奖奖金高达100万美元，实为世界性大奖新秀，2003年才第一次颁奖。不过，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办的这一人文学术大奖，而今已然具有权威、公正的地位，所以，余英时先生的获奖不仅实至名归，更是华人学术圈的殊荣。

　　余英时先生的史学研究颇有家学渊源（其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钱穆先生嫡传弟子、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身份，又使他得以自由驰骋于中西学术之间，以儒学考之于西学，以西学证之于儒学；同时他深受杨联升、陈寅恪等大师影响，笔端常流露出强烈的独立学术气息，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余英时著作等身，大陆近年来多有出版，比如北京三联书店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余英时文集，已将其重要作品一并囊括在内，不必多作介绍。在阅读过程中，最让人深有感触的不仅在于他那博学杂识、通览古今的学术功底，更在于他那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

　　应该说，余英时先生的治学态度更多得益于其颇具儒家风范的学术情怀，他对于朱熹、方以智乃至胡适、陈寅恪等先贤的兴趣与研究，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对此，不少评介文章多有论及，所以这里我最想提请关注的是余英时先生“知人论世”的学术精神。这一词语在余英时作品中常被提及，实为了解余氏学术思想的一把钥匙。

　　这四个字出自孟子名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进而成为余英时读史、治史的“惟一指导原则”（见《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知人论世一词用之于学术领域，与通常意义上作为生活态度的精神并不一致。余英时先生认为，“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而“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见《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可见，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知人论世，实乃史学研究的宗旨、方法与精神。

　　不“知人”无以“论世”，“论世”不可不知“其人”，而要达到如此学术境界，端赖严谨、客观的考据功夫。时人读余氏作品，往往对其考据之精深细致、一丝不苟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就是得益于“知人论世”的治学精神。“知人论世”之说表明，余英时先生一直是站在传统考据的坚实土地上进行历史研究与诠释的。这种治学态度在早期的《方以智晚节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已然成熟，在近年力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以及胡适日记考证当中，更是一脉相承、始终不废。

　　不得不说，当前学界不重实证，好作高论的风气颇盛，能够沉下心来钩沉史料、言必有据者少之又少。

　　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学术风气日渐隳坏背景下，余英时的学术态度尤其值得学人以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