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处”的非法治逻辑

　　公审或公处所针对的与其说是具体的过犯，不如说是人格尊严。它通过摧折人的尊严来实现法律的秩序。这就是公处的逻辑。

　　11月29日，深圳市福田警方连续举行两场公开处理大会，对百名涉嫌卖淫嫖娼及相关活动者予以处置，现场围观者逾千。此事甫经报道，“公处”一词便频频见诸媒体。

　　何谓公处？其与以往所谓公审、公判等有何异同？”公处”的目标是什么？这目标如何达至？”公处”与“公判”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类活动与我们耳熟能详的“法治”又是什么关系？对关心中国社会法治发展的人来说，此类问题不可不察。

　　公审（公开审判大会之谓）与公处，一为审判，一为处理，用词不同，实因其法律含义有所不同。公审适用之法，通常为刑律，所治之事，一般为刑罪；公处只涉治安处罚。

　　既非审判，便无须经过庭审程序，也没有法官、检察官出来履行其职责。在一个讲求法治的时代，这二者的区分不可不明。不过，比较二者间之共同点，强调上面的区分倒像是一种讽刺。因为此二者展示的其实是同一种治理模式，一种并非法治的治理模式。

　　无论公审、公处，重点皆不在法律本身，而在法律适用之戏剧性公开演示。这种公开演示包含若干要素。第一要有公共空间。现场、街头、闹市、露天运动场，都是此戏剧性公开演示的绝佳场所；第二要展示国法威严，因此少不了旌旗、标语、武器、制服，高音喇叭和威风凛然的执法吏；第三要有扮演观众的无名公众，他（她）们带来喧嚣、鼓掌、欢呼，还有对法律施展过程的凝视；第四便是犯人（在法治时代里通常称为“疑犯”）。他（她）可以算是戏中主角，但绝不是场上的主体。说他（她）们是主角，是因为在这类戏剧性的公开演示中，他（她）们的出场不但必不可少，而且为千夫所指，众目所视。说他（她）们不是主体，是因为他（她）们只是公审和公处的对象，既不能选择出场方式，也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她）们被押上押下，任人操弄和摆布。他（她）的命运大都一样：姓名被公布，丑行被公开，罪名被宣示，身体被公示于众。

　　公开审判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其“公开”是严格依法和程序性的，其主旨在于保障各方申辩、陈述之权，使不受非法处置之害。

　　因此，法庭之上，控辩双方的举证、论辩与陈述，而非被告或者疑犯本人，才是焦点。这与同样强调“公开”的公审和公处正好相反。在后一种场合，案情已经“大白”，案件已有定论。因此，焦点就集中于“疑犯”本身，更确切地说，集中于“疑犯”的身体。

　　实际上，将“疑犯”示众，置其身体于众目睽睽之下，从来就是公审或者公处的核心。因为公审或者公处的目的原本就不是明事实、决嫌疑，而在于严法禁、振官威、泄民愤、儆效尤。而把疑犯的罪状身体化，将疑犯的身体对象化，禁锢之、贬损之、羞辱之，令有目共睹、众人周知，正是实现这一目标惯用的手段。易言之，公审或公处所针对的与其说是具体的过犯，不如说是人格尊严。它通过摧折人的尊严来实现法律的秩序。这就是公处的逻辑。

　　眼下关于“公处”的讨论，批评者居多。网上关于“公处”的民调，反对者居多。

　　人们批评和反对“公处”的理由之一，是其“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而隐私权之所以有价值，最终要在人格尊严里面寻找依据。中国现行宪法声言，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然而揆诸条法，人格尊严的保护并没有切实可行的程序规程，隐私权一项也不曾设立专章，以至于人格尊严之原则悬于抽象，国家之日常治理仍循旧例。这或者就是公审、公处不绝于世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正如舆论表明的那样，在今日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公处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公处的有效性遭到怀疑，公处的正当性也越来越经不起追问。因此，改革旧例，制定新章，还人格以尊严，此其时也。

　　梁治平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