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薰:永不靠岸的追寻

　　人们聚集到了甲板最高层，这里被改装成了“观察台”。站在最前方的是3名主观察员，每人手持一只高倍望远镜，分别观察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水面。在他们身后，杵着一架外号“大眼”的炮筒望远镜，两名富有经验的观察者轮流用它注视着江面的动静。

　　他们一站便是90分钟。

　　这些来自6个国家的30多名科学家，费时一个半月，行程3400公里，他们在观察什么?他们苦苦寻觅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们在寻找“长江女神”——白暨豚。

　　最早有关白暨豚的记载出现在《尔雅》中，晋朝学者郭璞为《尔雅》作注时进一步描述:，鳍属也，体似鲟鱼，尾如鲫鱼，大腹，喙小，锐而长，齿罗生，上下相衔，鼻在额上，能作声。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细鱼。大者长丈余，江中多有之。

　　江中多有之。如今，白暨豚成为全球最濒危的淡水豚，它们只生活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干流，延存至今约2500万年，素有“活化石”之称。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长江尚有400头左右的白暨豚，90年代末已不到100头，如今则无法确切知道是否还有白暨豚存活。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人们依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所有人都开始惴惴不安，在那些焦虑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一位年长的女士。在她沉静的表情下，掩饰不住一颗热切等待的心。她就是最早和白暨豚打交道的人，原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研究室主任——陈佩薰。

　　意外的“来客”，一生的告别

　　陈佩薰今年79岁了，和长江为伴一生，如今的她虽双鬓染白却依然身形矫健，思维敏捷。陈老房间的窗微敞着，“北京的冬天，屋子里太闷，外面又冷得刺骨，还是武汉的冬天比较舒服。”陈佩薰不无怀念地说。

　　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从白暨豚开始。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白暨豚在世界生物学研究中仍是一个空白。外国专家多次表示希望能来中国开展调研，哪怕是获取一些血液和肌肉样本，而当时我国对这种比大熊猫更古老、更稀有的物种也是一无所知。因此，中科院当即决定，成立白暨豚研究小组。

　　“很矛盾，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感觉”，这是陈佩薰被“点将”担任白暨豚研究组组长时的心境，“当时在水生哺乳动物领域，即便是开展淡水生物研究最为权威的中科院水生所，也还是一片空白”。时值1978年秋，陈佩薰51岁。

　　陈佩薰明白，承担起白暨豚物种的保护和繁殖研究工作，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坐言起行，研究组成立那年冬天，陈佩薰就带着三名组员开始了野外考察，沿着长江不知疲倦地搜寻着白暨豚的身影，走访渔民，查询资料，打听那些久远的传说。

　　1980年1月11日晚，陈佩薰接到了一个来自城陵矶水产收购站的电话:“有渔民误捕了一头白暨豚。”研究组的三名同事立刻请所里派来一辆吉普车，连夜奔赴湖南，陈佩薰则赶紧在水生所做养豚准备工作。受伤的白暨豚颈背部留了两个连通的、直径4厘米、深8厘米的大洞，大家不敢怠慢，风雪兼程，将它运回了水生所。它就是我们熟悉的“淇淇”。

　　“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孩子，”陈佩薰形容自己第一次见到淇淇时的激动，但淇淇的意外到来对陈佩薰和她的研究组而言，很有些“赶鸭子上架”的窘境。

　　“淇淇跟我们一起吃了很多苦。”

　　陈佩薰突然感觉自己对白暨豚的了解一下子被打回到了原点——“连它吃什么都不知道”。青菜、馒头、瓜果、虫子，甚至雕成鱼形的萝卜，“试了好多，最后才确定，它只吃鱼。”

　　到水生所10天后，淇淇背部的伤开始恶化。陈佩薰急坏了，费尽周折找来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的学生，带了进口的青霉素过来消炎，“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治”。最后他们尝试给淇淇的伤口涂抹云南白药，缝了个背心包扎伤口，半年后，伤口竟然奇迹般愈合了。

　　伤好后，淇淇被移至离水生所6公里的研究基地，说是基地，其实就是一片鱼池。陈佩薰和她的同事就在边上的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工棚里工作，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她天天跟年轻小伙子们一起骑自行车往返于研究基地和水生所，6公里的土路，一趟至少大半个钟头。“天晴一身灰，天雨一身泥”，大家轮班，24小时守护淇淇。

　　“淇淇身边不能缺人，”逢年过节，陈佩薰就留下来陪伴淇淇，“我很感激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他很体谅我的工作，像我们这样经常在野外工作的人，一走就是几个月，他从无怨言。”

　　鱼池是露天的，一到夏天，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淇淇的身上起了紫色的“疹子”。陈佩薰找人用卡车拖来冰块倒进鱼池，“一卡车冰丢进去，水温才降了半度”，他们只能打开水池的进水管，不停地放水降温。熬过酷暑又是寒冬，鱼池在风口上，下雪刮风分外冷，陈佩薰从空军购买了两个大降落伞，给淇淇撑起了挡风棚……

　　1980年，陈佩薰作为第一个被世界捕鲸委员会(IWC)邀请的中国专家赴英参加年会，会上她播放了淇淇的短片，震惊了世界，“受伤这么严重的白暨豚能被救活太不可思议”。短短几分钟的片子，被要求反复放了三次。淇淇成了备受关注的明星。

　　“淇淇来的时候年纪小，体质好”，所以相对比较快地适应下来，成为人工饲养环境下成活时间超过1年、并不断增长的唯一特例。这种唯一对淇淇而言，也意味着孤独。

　　“淇淇对人的脚步、说话声特别敏感，有人来了就显得兴奋，靠近人的位置快速游动、翻腾，甚至用尾鳍打水。它会痴迷玩具，尤其是救生圈，它最喜欢把身体趴在救生圈上，或者钻过去，玩疯了连饭也不吃。”

　　4岁左右，淇淇开始进入青春期。1984年陈佩薰筹划给淇淇寻找伴侣。在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她找到自己信赖的学生，让他立下“军令状”，带领三个人组织渔民在三年时间内捕捉雌性白暨豚。

　　1986年，对于陈佩薰来说是“最好”的一年。中科院水生所首次采用科学方法成功捕捉到两头活体白暨豚“珍珍”、“联联”;世界首届“淡水豚类生物学及物种保护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白暨豚被列入“濒危种”，而在此之前仅列为“情况不明种”，专家们纷纷对陈佩薰所作的努力表达了敬意。

　　事与愿违，用来和淇淇配对的珍珍在两年半后突然死亡，这场费尽心机的“包办婚姻”最终失败，这也成为了陈佩薰心中最大的遗憾。

　　2002年7月14日，这是陈佩薰永远不愿回忆的伤痛，“淇淇走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又一次热泪盈眶，哽咽失声。

　　“医生来叫我的时候，我已经有预感了，可是还是感到突然……我亲手把它接来，也要亲自送它离开。二十二年了，它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淇淇性格很温柔，像一个绅士，聪明，讨人喜欢……”陈佩薰回忆说，她当时深情抚摸淇淇身上她最钟爱的灰色皮肤，不一会儿，淇淇缓缓闭上了双眼。

　　“淇淇对科学的贡献最大，我们谁都比不上它。”陈佩薰真诚地说。

　　在与淇淇朝夕相处的二十二年里，陈佩薰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鲸类生物学与保护生物学专著《白暨豚生物学饲养与保护》，此外她还编写了科普读物《珍稀动物白暨豚》，与漫画家赵嘉俊合作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版了少儿读物《白暨豚淇淇的故事》。

　　陈佩薰以她的执著和专注，耗尽毕生心血，向淇淇和它的伙伴们作了一次一生的告别。

　　陈佩薰和工作人员为淇淇作声训练

　　廿载江风江雨，痴心如故

　　接手白暨豚研究伊始，陈佩薰顾虑重重。对她来说，在鱼类学领域奋斗了二十多年，突然要转到几乎完全陌生的鲸类学领域，这是一个压力;自己也不再是当年梁子湖畔的年轻人，精力自不可同日而语，这又是一个压力。

　　1950年，陈佩薰毕业于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生物学系。之后，她跟随秉志、伍献文、刘建康三位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大师学习。陈佩薰非常认真，在学习鱼类解剖时，熟练到一条鱼在水中煮散了架，她都能将鱼骨原封不动地拼回来。“那时候，流行学俄语，所能找到的文献和资料都是俄文的。”她只能一边学习语言，一边了解鱼类学的各种知识。

　　陈佩薰说:“我跟随三位先生，不仅学习到扎实的科研业务知识，他们正直的为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一直是我的楷模。”

　　1955年，陈佩薰来到梁子湖。时任课题鱼类组组长的刘建康告诉她，科学研究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走，要创新，要认真，要有头有尾。

　　梁子镇四面环水，仅有一艘机船作为交通工具维系着岛上与陆地间的交流。镇上没有电话，“所有的通讯都是靠着人的两条腿跑出来的”。从镇上到所里，必须先坐船，再搭车，辗转几十里。镇上的岁月单调枯燥，没有娱乐活动，唯一能做的便是工作。晚上，镇上没有电，黑漆漆的一片，陈佩薰和同事们每人守着一盏煤气灯，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着科研课题。就这样，陈佩薰一呆就是三年。

　　那会儿，刘建康先生发动大家学游泳，“我们搞水生生物研究的不会游泳对工作不便”，陈佩薰原来是个旱鸭子，经老师这一说硬是咬牙学了起来。

　　刘先生教大家把裤腿的一头打上结，从另一头往裤管里吹气，就像做羊皮筏子那样，裤管鼓起来，两头都扎结实，一个自制的“救生圈”就做好了。陈佩薰就是抱着“裤子”，学会了游泳。

　　1956年，陈佩薰发表了她的第一篇论文《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

　　结束了梁子湖的工作，陈佩薰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崇明，参与“长江鱼类生态调查”的研究课题。

　　那是陈佩薰首次独立负责一个小组，手下有五六个工作人员。为了弄清每一种鱼的生活习性，陈佩薰带领着工作小组的成员们，往来穿梭于长江上，观察、采样、测试……

　　可是，谁会想到，这样一个有经验的鱼类学研究者，竟然晕船。

　　“二三级风还能勉强支撑，一旦刮起大风，加之当时调研的船只小，人根本就站不起来，”陈佩薰回忆，“可是，我是负责人，总不能坐在家里指挥吧。”

　　一次，观察船驶进鄱阳湖，突然风浪大作，陈佩薰吐过好几回，躺倒了，“连翻动身子的力气也没有”。晕船的陈佩薰在船上常常一呆就是一个月，还要一边搞科研，做调查，此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结束了十多年的野外工作后，陈佩薰等人抓紧时间整理长江鱼类资料，就在大家兴奋地等待著作出版的时候，“文革”的迫近打乱了所有人的脚步，科研工作停下来，每个人紧绷着神经迎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

　　1972年，陈佩薰回到了水生所，伍献文先生希望她把鱼类生态学的研究工作抓起来。陈佩薰却有些心灰意冷，她毫不隐瞒地说:“我其实不想搞了，做我们这种生物研究工作是不能断的，断了，之前的努力就都付诸东流，白费了。”

　　不过，陈佩薰谨记着老师的教诲“做事情，有始有终”。四年后，《长江鱼类》出版。

　　观察船又启航了，没有人是满怀绝望地上路。

　　虽然白暨豚的声音在一点点远去，虽然寻找的过程大抵是痛苦的，但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那份希望，和正在进行的种种努力，至少可以让纠结已久的心情平静下来。

　　就像陈佩薰所说的，“不能就这样轻率地宣布白暨豚已经灭绝，一种生物要判断它灭绝，至少要在二十年内再没有关于它出现的任何记录……”这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偏执，而是人类对于自己所失去的东西的珍视，那毕竟是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失去。

　　千万年前的那个史前时代的地球，曾经是白暨豚们的乐园;千万年后的这个地球，却杳杳不见白暨豚的踪影。“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此次组织寻找白暨豚的更大意义，正是在于呼吁人类关注和保护像白暨豚一样濒危的物种，为它们寻找一个最后的栖息地，也为人类寻找一个精神的栖息地。（主题照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其余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