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别给“红顶菜商”注射体制激素了

　　作者：江枫

　　山西寿阳是典型的农业县，也是全国唯一的旱地蔬菜基地。为了解决一段时间内的卖菜难问题，该县专门下发“红头文件”，鼓励干部卖菜。卖菜的干部可以请假不上班，工资照发，收入归己。而后为了加大激励力度，该县将卖菜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谁卖得多，便可以被提拔。(12月8日人民日报)

　　在如此大力度、复合型的“激励”政策推动下，寿阳的各项蔬菜经济指标自然是扶摇直上，单从表象上看，红顶菜商们不仅被推向了市场一线、工作热情被激活、囊中也丰满起来；而曾经困扰菜农们的卖菜难问题似乎亦迎刃而解、收入也同步增加……它是一种多赢的结局吗？

　　剖去其表面看似光鲜的数字外壳，不妨细析一下它的指标和政策指向内质。很显然，这是一项行政权力主导型、政府过度干预型的政策工程，它延袭着我们习见的决策与运作思路，即运动式、行政决断甚至是独断型的强力推进、“强力压迫”；无论其名义与口号多么高蹈，它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政策、决议、参与者以及市场推动的效率和方向，都被那根“妖异”而万能的行政权力魔杖支配和驾驭着，它的眼中没有程序、规则与市场规律意识，它只服膺目的论和结果论。这一运作趋向和模式，颇有些像人们诟病已久的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其眼中的终点只有成绩和“荣誉”，而全然不顾及成本投入以及其他一些自然规律性的价值涵质。问题是，这种推动与操作模式，是科学与理性的吗？它符合市场经济时代的营销运作规律吗？它能够保证在市场法则支配下的秩序空间中的持续性繁荣与增长吗？

　　答案显而易见，且不说这类脚跨身份二极、“官商通吃”的红顶菜商的身份属性是否合规，单论其所倚附的某些政策“激素”的负面隐患，便很让人忧心。谁都明白，大批红顶菜商被政策性空投到营销一线，且似乎干劲十足、“如鱼得水”，并非是真正靠其超拔和突出的市场营销能力，很多时候，是那顶“言简意赅”、说服力十足的红顶护身符在起着关键作用，与其他(尤其是同等竞争条件下)市场对手相比，这一特殊标识如同杀手锏，斩胜于无形。试想一下，在极为看重人脉资源经营、某些公共潜规则笃信“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当下，换了是你，是更愿与一个镇长、县长菜商，还是一个“泥腿菜商”接洽、“合作”呢？二者之间的交谊、关系“溢出值”，显然相去甚远。更何况，与红顶菜商们交易、合作，无疑意味着变相的政府信用、公权力信用、资源作保，它犹如给交易对象服了颗权力定心丸，相比泥腿菜商们而言，这样的先天优势可望不可即。如是看来，其在某个市场时间段的如鱼得水也就不难理解了。但隐忧随之而来：如何能够保证这一政府信用、公权力信用与资源不被透支和滥用呢？事实上，由于寿阳出台的“激励”政策中，包含有销售收入提成这一利益卖点，且因市场运作本身有其特殊性，必然导致此过程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加之菜农与红顶菜商之间很难对等的博弈能力、空间，其可能催生的菜农利益被打压与侵袭、而红顶菜商们的利益溢出非合理性增值等隐忧，颇堪关注。

　　除此之外，由于“红顶菜商”的越位抢滩，将大大窒息与屏蔽广大菜农们真正与市场潮流接轨、有效市场融入的机会，它的偏激政策性压抑后果更是令人忧虑：一个不直接经沐市场风雨洗礼、没有基本市场化认识和经验、永远只埋首于田垄或大棚种植的菜农，其上升空间和抗风险能力(无论是从经济或其他社会层面考量)，将极其局促、被动与脆弱。在这方面，同样是以蔬菜种植闻名的山东寿光却给了世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指向。其蔬菜行业真正实现了产业化开发，不仅种植、深加工、销售一体化运作，且政府极为重视政策、环境的完善与培育。对于农户的生产，政府极量减少行政性干预，而是重视指导、保护、技术服务和调控等。种植户完全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生产经营，菜农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既是生产者，也是加工者、销售者(强调品牌经营和信息化销售网络的构筑)，在市场力量的催熟下，菜农们的信心与能力被空前释放和激活。自然而然，其整个蔬菜产业化流程进入了良性循环的市场轨道。

　　两相镜照，我们不难作出优劣高下之分。一个靠行政权杖与政绩型经济的激素注入、不重视市场化产业环境的培育、缺乏真正以民为本、以农为本的责任情怀和市场远见，其红顶作缀的市场独幕剧，注定将是病态而易碎的。

　　审稿：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