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公示制难道不姓“公”？

　　■第一关注

　　曹 林

　　今天最惹眼的新闻，得算“武汉试行公款吃请公示制”了。控制公款吃喝可谓中国第一大难题，为管住官员这张嘴，中央和地方不知已出台多少禁令了。在公众对治理吃喝陷

　　显然，这种内部公示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这怎么是党政机关内部的事呢？接待费是哪个官员通过挖煤挣来的，还是通过买卖赚来的？政府并无创造财富的能力，其每一分每一毫都来自公众的纳税。政府接待花的是公众的钱，当然应接受公众的监督。有官员认为“公示内容比较敏感，所以并没有要求单位向社会公示”。其实越是敏感的公款消费，越需要向纳税人公示才能消除“敏感”。

　　武汉相关部门称这种内部公示制成果斐然，拜内部公示所赐，今年1月到5月，武汉市各区及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用餐费用，与去年同比下降38.27%——说实话，笔者与许多被拒绝于公示之外的公众一样，根本不相信这个成果，因为仅在内部公示公款吃请是典型的“所有者缺位”，所有者缺位的监督必然缺乏监督驱动力。

　　公示制是一种诉诸某种眼睛监督的制度安排，但公款吃请仅在内部公示，让谁监督谁呢？让上级监督下级吗？选择公示制本身就是承认“上级监督下级”模式的失败，因为能利用公款吃请者往往就是那些掌握着签单权的上级，最需要监管的就是上级；是让下级监督上级吗？试问在中国等级森严、上级牢牢掌握下级乌纱帽的行政语境中，这种监督有可能吗？

　　如果在一家企业内实行这种公示制，因为上司的吃喝关系到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所以员工会有利益驱动去监管上司的吃喝玩乐。但政府部门就不一样了，领导不管花多少公款去大吃大喝，这与本部门其他公务员并无利益损害关系，因为花的是“公款”而不是“私房钱”，领导大吃大喝，下属并不因此而少发一分钱工资。许多公务员甚至巴不得领导能够更多地公款吃喝，因为那样自己也就有了分一杯羹的机会，自己公款吃喝时也就不怕领导怪罪，也就少了滥用公款的道德压力。总之，公款吃喝对部门内部来讲是人人皆受益。这种所有者缺位下内部人员勾结的道德风险，早就在前几年国有资产的流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纳税人是政府财政和各种经费的所有者，把所有者排斥在外的内部公示能有什么监督驱动呢？所有者缺位下所谓的公示制监督成果，要么是政府部门造出来的，要么就是吃喝费用下去了其他费用上去了。

　　只有民主财政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款吃喝，所谓民主财政，是从起点让公众监督每一笔公共财政的流向，政府是公众的雇员，政府花纳税人的每一笔钱，都要源于纳税人代议机构（人大常委会）的同意。

　　由于体制的限制和制度变革的渐进，中国尚不能从起点实行民主财政和预算的硬约束。当起点监督这种“最优选择”尚不能实施时，先从结果上吸收公众监督，也算一种次优的选择。可现在，就连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监督形式，有关部门也不向公众开放。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