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寞的书桌和“利令智昏”的大学

　　听说12月11日是中国入世五周年，报章上又在连篇累牍地鼓吹中国要拥抱“后WTO时代”。但是我却一点都没感觉。这种感觉主要是因为我同日看到了几条新闻，让我徒生”大学到底是什么”的狐疑。

　　比如“调查显示青年对大学母校印象改变感情变淡漠”（《中国青年报》12月11日）这条新闻，就让人颇为惊异和落寞：曾让老一辈大学生留恋终生的大学校园，为什么在现

　　中国的大学实在病得不轻。

　　大学精神已被实用主义侵蚀得伤痕累累，大学已沦为许多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已蜕变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大师级的教授越来越少，触目惊心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学术腐败；而大学生则是乐此不疲地攀比和玩乐。有网友尖锐地指出：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而这些浮躁现象的思想根源，在我看来只能用“利令智昏”来解释。虽有些逆耳，但不失贴切。

　　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联想到“中国人民大学食堂耗资百万建观光电梯”、“山东聊城大学校门在网络上被称为“高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造价居然达8000万元”等“拍案叫绝”的新闻，你或许会觉得我的见解并不是闭门造车。如果高校们都把心思花在校门上，花在高校评比，花在学术赞助经费上，教授们则把心思都花在炒作上，花在为任志强等人摇旗呐喊上，花在哭穷上，哪里还会有时间对学子们“深耕细作”。这难道还不是“利令智昏”？何况大师本来就没几人——如果把熊丙奇说的“15%的真正好导师”，分摊到几百所高校中，恐怕也是杯水车薪吧。这种师资，又岂能让大学生折服和留恋？

　　但无辜的是大学生们。他们缴的是高昂的学费，收回的是失落和“毕业即失业”。这时，“高校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就成为官方慰藉大学生的理由之一了。表面上这似乎蛮有道理。殊不知，这是一种真正的现实无力感，是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挫败感。因为大学是生产中间阶层的重要机器。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等级制阶梯中，大学教育已经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大学生们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像每年秋季，为了产卵不远千里，溯流而上的鲑鱼，即使要付出巨大代价，都拼着老命冲上堤岸，继续未来。在新三座大山压迫的语境下，他们即使在寒窗里面，仍然可以听到呼啸的冷风，一旦踏入社会，谁都不敢保证他们不会被抛出社会体制之外。在苍白的“大学精神”哺育下先天不足的大学生，这种向上攀登的机会，比鲑鱼还要微薄。所以，“大学生就业困难回炉复读再次高考”（《沈阳今报》12月11日）的现象，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即使如“感动中国”的洪战辉，也只是通过“感动”这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同日的新闻，我又注意到“第17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洪战辉入选”（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并且看到了洪战辉大学毕业后身份的巨变——河南省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名辅导员，而且在职务前面还加了不少形容词：“自强不息，历经艰难勇挑重担、刻苦求学的”。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说的，那么，一个问题产生了，大家都在颂扬“WTO时代”的盛世中国时，有没想过“我的大学”，该以什么面目示人？